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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十二点四十分，这场声势浩大的“欢送会”才终于落下了帷幕。在把一车醉醺醺的食客送回招待所后，意犹未尽的镇长仍然力邀费导、徐淼和刘柏生到他家品尝他珍藏多年的青稞酒。为了答谢镇长的盛情款待，同时也为了巩固和发扬藏、汉民族的传统友谊，导演等人毅然决定“舍身相陪”。
——我不知道那天他们几时回到的招待所，也不知道他们每个人都喝了多少酒，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喝得都很尽兴，因为我听说后来导演和刘柏生都是被人抬回了自己房间……
第二天一早，剧组准备开拔返回成都。收拾东西时，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手帕包起的小包。打开一看，里面竟是央宗的那只镶着珊瑚石的耳环。我来不及仔细思考她究竟是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把它塞在了我的枕头下面，只能依样把它包好，装在了自己贴身的口袋里。
上午十点多钟，剧组撤离红原。这次徐淼没有再上我们的大巴，而是坐进了导演的“沙漠王”。在草原辽远的地平线渐渐被绵延的山脉替代时，我的思绪也象脚下的公路一样被一点点地拉长了……
晚上九点，我们再次回到了成都。
第二天上午，我拿到了自己两千块钱的劳务费——这对于我来讲无疑是一笔巨款。而此时，剧组上下似乎都沉浸在一种拜金主义的快乐气氛中。为了表示我也和大家一样有着“进步”的消费观念，便也随着购物的人群一 起拥进了成都市区的繁华商场。并且在服装大姐的怂恿下，花两百多块钱买了一条和冯宽那条一模一样的leecooper牛仔裤。
穿上这条崭新的名牌裤子，我陡然间便觉得自己神气了许多。走在成都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心里竟不知不觉地滋生出几分莫须有的优越感。然而这样美好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就已经体验到了一种全新的痛苦——套在那条保险套般严丝合缝的裤子里，全身上下便多了一种皱巴巴的感觉，不仅抬腿弯腰都会受到限制，就连那早已住惯了深宅大院的胯下之物，竟也一时无处安插，受尽了排挤和檐下之苦……
我忍不住开始观察街头那些穿着同样的裤子闲庭信步的青年男女——看着他们脸上若无其事的幸福表情，我越发明白了做个真正的城市人所需付出的艰辛和苦楚。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我登上了返京的飞机。也许是因为气候的变化，我没有象来时那么“口渴”。当飞机进入平流层时，天空变得湛蓝如洗，看着舷窗外梦幻般的蓝色，我再一次想起了草原、想起了央宗、也想起了她洒落在夕阳里的那些笑声，当然，还有她曾教我唱过的那首《桑吉卓玛》——
我亲爱的桑吉卓玛，桑吉卓玛呀！
我是远方飞来的小鸟请你相信我。
（bsp;你那纯洁无暇的心，就象天上的雪莲花。
美丽善良地桑吉卓玛呀！
珍珠项链献给你！献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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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1
由于“丹佛”去了广州，我在北京并没有做太多的停留。在和剧组的同仁们做了象征性的告别后，我于十月二十九日下午，又回到了自己的城市。
在我离开的一个月里，北方的城市已经悄悄换上了冬装。原本街道两边葱茏的绿色都已经被装进了环卫工人的垃圾袋，残存下来的几片枯叶也都不停地在枝头树梢瑟瑟发抖。街头巷尾那些闲散的老人们已经开始把自己装扮成了越冬的企鹅；只有极少数意志格外坚定的爱美女孩，还仍然坚持穿着短裙、尖着脚在料峭的寒风中姗姗而行，让人忍不住老想替她们那曲线玲珑的美腿鸣冤叫屈——我想如果人类仍在进化，她们或许会是那些最早长出长毛的人……
在体育中心的大门口，那位卖冷饮的老太太还仍然坚守着她的冷饮车。见我走近，便远远地挂了一脸祥和、安然的笑容——真不知她这慈眉善目的笑脸还能不能把人温暖到需要冷饮的程度。
和老人家打过招呼，我便迫不及待地冲进大楼，想着即将沐浴在同事们钦服、艳羡的目光中，我激动得几乎有些心律不齐。
一口气跑上六楼，我才发现在原来光秃秃的楼梯口上竟好端端地多出了一道铁栅栏的防盗门——我猜想公司最近必定是有了重大的发展，才需要在这种地方装道铁门来保护大家生命财产的安全……
推开防盗门，走廊里的气氛更是让我感到有些诧异。因为通常在这个位置上，早就已经被公司长盛不衰的欢乐氛围所感染——那些任谁都按奈不住的说笑声即使不会让人无缘无故地感到快乐，至少也会让你知道这里并不缺少这样的人。而此刻的走廊里却笼罩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庄严和寂静，甚至还大有几分肃杀之气。
我不得不开始暗自佩服刘海文的控制能力——看来他终于如他先前曾一再扬言的那样，给那些喜欢说笑的年轻人“重新立了规矩”……
迫于这种严肃气氛的压力，我只能放慢了脚步，重新调整了一下原本过于轻佻的表情。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出现可能在同志们中间引起的轰动效果，还是忍不住有些春心荡漾。甚至在轻轻推开策划部虚掩的房门时，我还在心里默默地勾画着人们脸上惊异的表情。
然而当那扇轻飘飘的房门徐徐在我面前展开时，眼前的情景却让我大感意外——房间里并没有人，而且就连那台电脑和其他的一些办公设备也都变得无影无踪；桌上地上散落着许多废纸；几把椅子也都歪歪扭扭地横跨在屋子中央；风从敞开的窗口中肆意地吹进来，那些失去了约束的纸张便合着风的旋律无所顾忌地欢呼、跳跃，似乎这里早就已经成了它们的乐园……
我在门口站了好一阵，也想不出这里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变故，以至于那些朝气蓬勃的同事竟被这些废纸篡了权。等到心情略微平复了一些，我才想起要去看看别的房间。于是，我便把随身的行李都放在策划部的门口，转身去敲其他几间办公室的房门。然而几乎每个房间里的情形都是大同小异，其中业务部和财务室里尤其显得凌乱，而且房门上还明显有被冲撞的痕迹。
由于一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我始终都不能确切地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慢慢地我却开始相信，也许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这个城市里悄悄地打响了……
运气2
直到走廊的尽头，我才找到一间没有敞开的办公室。
我走过去在那扇依然挂着总经理牌子的房门上敲了敲，试探着叫了两声“刘总”，可是房间里却没有任何回响。
我把耳朵贴到门上仔细听了一阵，感觉房间里似乎还有些动静。于是便重新鼓起勇气敲门叫到：“刘总……刘总？！有人吗？”
正在我犹豫是不是该捅开房门进去看个究竟时，屋子里突然传来了明确的脚步声。我急忙撤身往后退了一步。还没容我站稳脚跟，房门便“吱呀”一声打开条缝隙，一脸戒备的牛经纬从门缝里探出头来问：“谁呀？”
“哎哟！牛经理！”我忙堆笑向他招了招手。
“呦！小陆回来啦？！”确定我的身后并没有伏兵，牛经纬才长起身子从门缝里挤出来，“怎么着？电影拍完了？”
“哦！拍完了……”我来不及向他解释电影和电视的区别，便迫不及待地指了指身后的房间问：“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牛经纬的脸上即刻显现出一副沉痛的表情，他长长叹了口气，说：“咳！怎么说呢……咱们公司最近出了点事儿……”
“怎么啦？”
“这说来话长了……”牛经纬瞪大眼睛看着我，沉吟了半天却把话锋一转说，“其实也没什么事儿！那什么，你刚到吧？吃午饭了吗？”
“那人们呢？”我已经没有心思再跟人拉家常。
“都放假了……要不你也先回家休息几天吧！等公司再运转起来的时候我再通知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越发焦急地问。
“唉！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你就先回去等着吧，有消息我们肯定通知你……”牛经纬依然闪烁其辞地 说。
“不是……”
我本想再追问两句，可是牛经纬却已经明显失去了耐性，他转过身，把眼睛看了看别处说：“就这么着吧小陆！我这儿还有点儿急事儿，就不跟你多聊了啊……你就回去等信儿吧……”说完，他便重新钻进了办公室，并且顺手把门关上了。
就象一段被钉到泥土里的木头，我在原地硬邦邦地站了许久都不能动弹——假使不是亲身经历，我绝对不会相信一个人的命运竟可以被安排得如此曲折婉转。而且要命的是，我并不知道这样的生活究竟是已经结束，还是才刚刚开始。站在公司空空荡荡的走廊里，我彷徨得几乎笑出声音——我知道这一切已经是无可挽回，也知道自己并不能一直站在这里，可是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接下来的脚步该迈向哪个方向……
费了好大气力，我才说服自己放弃了这种毫无意义的僵持。转身穿过走廊时，我发现在储藏室和几个女孩的房门上都赫然装起了一把硕大的锁头——这表明我在失去了这份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那来之不易的栖身之所。
我没有再去敲琳子的门，因为我知道即使她还住在这里，在这样的时候她不也会待在宿舍。而且更重要的是，此时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我们之间那段如梦似幻的“友谊”……
运气3
重新回到大街上，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再一次被这个城市所遗弃。而且比起初来时的懵懵懂懂，我似乎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处境的尴尬和前途的渺茫——我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总会有那种绝处逢生的好运气，因此我此时的绝望也就显得更加彻底。
走在城市冷漠的街道上，我开始想起了欧阳和我的家人——我很想念欧阳为我泡的红枣茶、想念妈妈做的三鲜馅饺子，也想念我那散发着淡淡霉味的小床。有几次我甚至已经走到了公交车站，可是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软弱的念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去面对亲人们的失望。我想让我的父母为我感到骄傲，也习惯了听到人们的赞扬。我觉得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找到一条可以继续辉煌的路，否则我真不知道该以怎样的面目再回到家人面前。然而面对着这样一个半生不熟的城市，我却完全看不到那条路究竟在什么地方……
路过街边的青年公园时，我第一次花一块钱买了一张公园的门票——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确实应该找个地方清静一下——根据我以往的生活经验，每当心情极端恶劣的时候，只要找片安静的树林便能让我慢慢地平静下来。如果是在乡下，这样的地方也许并不难找。然而在这人满为患的城市，这个需求却总是显得那么不切实际。即使你侥幸找到了一片树林，也未必能找到一个真正安静的地方。
——对于每一个后工业时代的城市人来讲，公园也许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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