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加了补充训练，尽情享受了一番。我愿意留在戒毒所，可能今后我会成为科学教堂的一个成员。总之，我不允许任何人把我从这里领走。我再也不愿意任我父母把我毁掉。
三天以后，我又与我父亲在办公室交谈了一次。我父亲来了，很冷静，解释说他应该把我带到社会保险机构的办公室去，因为要让那里偿付我在戒毒所的那笔费用。
我回答：“不，我不愿意陪你去。我了解你，爸爸，你不会让我回来的，可我不愿意死。”
我父亲给戒毒所的负责人看了一张单子。上面签着我母亲的名字，同意把我领走。戒毒所的总管对我说，他无能为力，他不可能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把我留在这儿。
他建议我别忘了做练习，总想着去对抗毒品。对抗，是他们的关键词。总是应该较量。多么蠢啊！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可较量的：我要死了。我会坚持不住的。最多半个月后。我就会重新吸毒。我独自一人，是无法摆脱困境的。这就是我离开戒毒所时的想法，那是我最清楚地看清我的处境的一个难得的时刻。在我苦恼时，我相信戒毒所本来是可以挽救我的。我痛哭，绝望地哭泣。我受不了啦。
母亲的诉说
在戒毒所的治疗失败之后，我原来的丈夫决定把克丽斯蒂娜领回他家使她就范。但依我之见，这不是一个好办法。首先，他不能白天黑夜地看着她；其次，考虑到我和他的关系，我难以忍受把克丽斯帝娜交还给他的打算。何况由于他太严厉，我的另一个女儿已经跑回来和我一起生活了。
但是我已走投无路了。心想，他的方法也许比我的更有效，可能还因为——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我想用这个说服自己好暂时卸掉对克丽斯蒂娜的责任。因为从她第一次戒毒开始，我长久地处于一种发疟疾的状态中，不断地从希望之峰跌入失望的深渊。当我求她的父亲插手时，我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疲惫不堪了。
在首次戒毒（就是克丽斯蒂娜和戴特莱夫在家里进行的那次）之后的三周，他们的第一次开戒给了我沉重的一击。警察局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通知我克丽斯蒂娜已被拘留并要我去接她。
我坐在办公桌旁，全身颤抖，每两分钟就看一次表。我不敢马上请假出去，我不能把此事告诉任何人。我的老板会说什么？我猛地一下理解了戴特莱夫的父亲：开始感到羞耻，可怕的羞耻。
在警察分局，我见到了眼泪汪汪的克丽斯蒂娜。警察让我看了她臂上还很明显的注射痕迹并告诉我她是在动物园地铁站被抓住的。那时，她正“令人怀疑地”在那里停留着。
“令人怀疑”是什么样子？我想象不出来，可能我也没有心思去想。克丽斯蒂娜又非常不幸地开戒了。再次戒毒——这次不和戴特莱夫在一起。她不离家一步，好像是认真对待了。我鼓足勇气去到她们学校，把事情告诉给她的级任老师。老师吓坏了，但他感谢我的直率，他认为，学生中间肯定还有吸毒的人，可他们的家长没有这么率直。他很愿意帮助克丽斯蒂娜，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事情还是老样子。我去向谁求助呢？要么是别人和我一样不知所措，要么就是对克丽斯蒂娜这样的人完全不感兴趣。这是我经常碰到的情形。
逐渐地，我发现对于青少年来说，搞到海洛因是非常容易的，在去学校的路上就行。我就见过一些毒品二道贩子在努卡林区的海尔曼广场守候着。一次我们出去买东西，一个这样的家伙当着我的面就和克丽斯蒂娜攀谈起来，连我对自己的耳朵都不相信了。这些毒品贩子中有些是外国人，也有德国人。克丽斯蒂娜给我讲了她是怎么认识他们的，谁卖什么？卖给谁？等等，等等。
这一切让我觉得都是疯狂，我们到底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
我想让克丽斯蒂娜转学，至少可以使她在去学校的路上避免碰上这些人。复活节假期就要到了。我希望不同的环境可以使她减少些危险。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管怎么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另外的学校不接收她。
她非常丧气，但只是说：“这都没有什么用。惟一能帮助我的，只有治疗。”但是哪里能够找到床位呢？我给可能的和想象得出来的服务部门都打了电话。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给我一个反吸毒咨询处的地址。而咨询处要求克丽斯蒂娜自愿前往。这些部门相互说别人的坏话，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克丽斯蒂娜必须出于自愿，否则谁也不能治好她。
当我央求克丽斯蒂娜到反吸毒咨询处去的时候，她马上怒气冲天：“我为什么要去？他们没有床位给我，我可不愿意在他们屈股后面转上几个星期。”
怎么办？我总不能把她强拉到那些人那里去吧，而且这也不符合我的原则。今天，我已经相当理解他们的态度了：当时，克丽斯蒂娜确实还不够十分成熟，不能认真地接受治疗。另一方面，我认为，像克丽斯蒂娜那样的儿童应该接受任何帮助，哪怕这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
后来，当克丽斯蒂娜感到情况糟糕透顶，最好是自己去接受治疗（哪怕这很严峻）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们：“已经满员了，再等上六到八周吧。”我只能这样向他们说：“如果我的女儿在这期间死了呢？”“啊，当然，那就请她来和我们的顾问谈谈吧。让我们看看她接受治疗的愿望是不是严肃的。”他们的让步使我不能报怨他们：他们的床位太少了，不得不进行一番选择。
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找到。但是，当克丽斯蒂娜度假回来后，我的感觉是她不需要治疗了。她容光焕发，使我相信我们赢了。
她经常和我说起她的女朋友巴普西，她卖身给那些老家伙们，以便赚钱购买海洛因，她觉得这样子令人生厌。她自己，她永远也不会……她对我说，她很高兴终于远离了这些肮脏的东西。她的态度很诚恳。我可以向随便什么起誓，她是认真地这样认为的。
但这只持续了几天，我从她那缩成大头针头一样的瞳孔便看出来了。我再也不能忍受她这样的花言巧语了：你说的是什么啊，我不过吸了一支掺大麻的烟。这是一段可怕的时间的开始，她没完没了地撒谎，虽然知道我会戳穿她。我禁止她外出，但她不放在心上；我差点把她锁在家里，可我又怕她从窗户跳出来。
我已身心交瘁，我忍受不了看见她那微小的瞳孔。自从我在浴室里发现她吸毒那天起又过了三个月。至少每周一次，报纸都要报道一起因过量使用毒品致死的消息——只用几行字——海洛因的牺牲品已经变成和车祸一样司空见惯的社会新闻了。
我害怕得要命，特别是克丽斯蒂娜再不向我说心里话了，明显的事实也要否认，这使我要发疯了。当她觉得被揭露了，就变得粗野而凶恶。逐渐地，她的人品变了。
我为她的生活而发抖。她的零钱——每月20马克——我只是一点一点地给她。如果我把20马克一下子都给她，我恐惧地想，她准会给自己注射一针，可能是致命的一针。最坏的并非是知道她已吸毒成瘾——我几乎已经形成了这个概念——而是时时担心下一次注射可能就是最后一回了。不像她的女友巴普西，她还时不时地回家，这我还得感谢她，而巴普西的妈妈常含着泪水打电话给我，问她的女儿可能在哪里。
我生活在警觉之中，电话铃一响就心惊肉跳：这会不会是警察局，尸体认领处，还是什么其它的惨祸。直到今天，电话铃的头一个音符就会让我从床上跳下来。
克丽斯蒂娜拒绝和我谈话。只要我涉及到毒品问题，口答总是不变：“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觉得她在任自己堕落下去。
她坚持着不再注射，却仍吸大麻。但我不再被假相蒙蔽。我经常翻动她的房间，总会发现一些可疑的用具。甚至有两三次，我找到了注射器。我把它扔到她的面前，她却像是被谁得罪了似地大喊大叫，说这是戴特莱夫的，是她没收的。
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回来，发现他们两人并肩坐在克丽斯蒂娜屋里的床上，正在给一把勺子加热。我对他们这种胆大包天的行为惊呆了，只会向他们喊：“滚，马上滚出去！”
他们走了，我却泪流如注。我突然觉得自己被所有的人抛弃了，心中充满了对警察、对政府疯狂的仇恨。这天早上，报纸又报道了一个年轻的吸毒者的死，又是一个。那年已经死去30个了，可光阴才到5月份。我真不明白：电视告诉我们，用了数额庞大的金钱来和恐怖主义作斗争，而与此同时，那些毒品贩子却自由自在地在柏林逛来逛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售海洛因，就像卖冰激凌蛋卷一样。猛地，我听到自己在大声说：“混蛋！”
各种想法在我脑海中搅作一团，使我理不出头绪。我坐在起居室里，一件一件地看着我的家具，我真想把它们都砸烂。“看吧，”我对自己说：就是因为这些你才自找苦吃！“我开始哭了起来。
这天晚上，我打了克丽斯蒂娜，狠狠地揍了她一通。我先是等她回来，像根木头一样坐在床上，心中充满绝望和懊悔。我把一切都错过了，我的婚姻是错误的，我在职业上消耗了过多的精力。再加上由于怯懦，对于克丽斯蒂娜的情况视而不见。
这个夜晚，我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
直到12点半克丽斯蒂娜才回来。我看见她从一辆奔驰牌轿车上下来，车正停在我们楼前面。天啊，我想，她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自尊，这是灾难啊！她被葬送了。我把她拽过来，揍她，打得我两手发疼，然后，我们两个面对面地站着，一起流着泪。克丽斯蒂娜完蛋了。我冲着她的脸喊她是个婊子：“别否认了，我知道。”她只是摇着头，呜咽着说：“可不像你想的那样。妈妈。”
我没有问她详情，打发她洗澡、上床。我所忍受的痛苦，任何人也想象不出来：克丽斯蒂娜卖身给男人！我觉得这一击比我知道她注射海洛因还要可怕得多。
我一夜没有闭眼。绝望之中，我甚至考虑把她送到训导学校去，但这会使事态更严重。人们可以等她好一些把她收容到荷朗斯特夫大街的心理医疗中心里。但一个老师对我说了很多这个中心的坏话——特别是女孩子们，她们在那里互相教唆卖淫。
我看只有惟一的可能：让克丽斯蒂娜彻底地离开柏林，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把她从这个泥潭里拉出来，送她到没有海洛因的地方去。
住在海斯的我的母亲马上就同意接待她。还有我的姐姐也愿意。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克丽斯蒂娜的时候，她样子很狼狈。我开始准备行装，这时她带着忏悔的表情宣称她愿意接受治疗，甚至为自己在戒毒所找到了一个床位。
真让人松了一口气！我本来还担心克丽斯蒂娜不经治疗忍受不了痛苦，会从我母亲或姐姐家逃出来。
对戒毒所的详细情况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费用很高。在她14周岁的前两天，我用小汽车把她送到那里。一个年轻人接待了我们，进行人院谈话。他祝贺我们的决定并向我们保证从此之后我不必再担心了；一般地说来戒毒所的治疗是有成效的，我可以放心地走了。终于有这么一天！
于是，他递给我一些该签的文件。付款保证：每天52马克，预付四周。这已经超过我的月薪了，可这有什么要紧？再说，这个年轻人肯定地说社会保险部门会偿还给我们。
第二天，我凑齐了500马克送到戒毒所。然后，我又在银行借了1000马克，准备在下次家长会时把支票交给他们。
家长会议的发起人据说原来也是位瘾君子，他的过去似乎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解释说这多亏戒毒所，是它把他改造为一个新人。这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他告诉我们克丽斯蒂娜进步很大。
而实际上，这是在演双簧。这些人真想得到的是我们的钱。不久之后，我通过报纸得悉，戒毒所属于美国一个可疑的会道门。它的巨额利润完全是对不幸的父母们的剥削。
但是，和以往一样，我明白得太晚了，又办了一件错事。而当时我想象着克丽斯蒂娜落入了好人之手，我希望她在那里能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但我需要钱。
我走遍了各个行政部门，但好像谁也无能为力，没有哪一家能告诉我戒毒所的真相。看我在各种窗口之间奔波着，真像是盗窃了这些人的时间。
最后，有个人对我说，首先应该拿到卫生部门发出的诊断证明，证明克丽斯蒂娜确实是吸毒瘾患者。拿着这个文件，我才能请求国家承担医疗费用。我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克丽斯蒂娜的不幸逃不过任何一双对此稍有常识的眼睛。但是，行政管理，就是这么回事。一直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努力，我终于和一位官方认可的医生定了约会；而克丽斯蒂娜早已逃出了戒毒所。这是她第三次出走。
我哭得像个泪人。我想，又来了，一切又得从零开始。我和我的男友，我们开始寻找她。早晨，我们像梳头发那样在周围寻了一遭，晚上，到市中心（公共厕所都找过了）和唱片舞厅，这中间还到了火车站和地铁车站，所有的吸毒者出役的地方都找遍了，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们向警察申报了她的失踪，警察局把她列入了寻人名册。她最终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我恨不得钻入地底下。只有惊恐不安缠绕着我，总担心电话里有人通知我：您的女儿死了。我变得神经质，对一切都没有欲望，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我强迫自己上班，我不愿意请病假。我的心脏不正常；左臂不能移动，一到夜间就感到麻木；我的胃也在折腾，腰疼，头像是要裂开。各种不幸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了。
我去看医生，他给了我一个善意的打击。在检查之后，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神经性的，给我开了指导女儿戒毒的药方：当我告诉他我怎么会弄成这副样子后，他说，几天前有个姑娘找他看病，自称是个吸毒者，问他应该怎么办。
“那您是怎么回答她的？”
“毫无办法，干脆去上吊。”
这就是他对她说过的话。
一周之后，克丽斯蒂娜又回到了戒毒所，我对这个消息并不高兴。我身上有些东西已经死亡了。我觉得，一切能办到的人性的方法我都办了，但这毫无效益。而一切却在向反面发展。
在戒毒所，克丽斯蒂娜变了，但不是变好。她一点也没有个姑娘的样子，她变得粗俗不堪——几乎是令人生厌。
从她进入戒毒所之后，我最初去探视她那几次开始，我的心就被刺伤了。突然之间，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她身上的什么东西被毁了。在这之前，无论如何，她还保留着与我之间的一条纽带。现在，完了，断了，就像经过一次洗脑一样。
这时，我要我的前夫把克丽斯蒂娜领回我家，但他更愿意把她领到他那里去。他要把她制服，必要时使用强硬手段。
我没有反对。我已经山穷水尽。我已经犯了那么多错误，如果顽固地坚持把她送到我母亲那里，我怕会在这一连串的错误上再加上一环。
克丽斯蒂娜自述
爸爸在带我去他家之前，先在乌兹库亚地铁站附近他最喜欢的一家酒店歇了一会儿。他想给我要一杯含酒精的饮料，可我只想喝一杯苹果露。他对我说：“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必须停止吸毒。”我回答说：“正是为了停止吸毒，我才愿意留在戒毒所里。”
酒店里反复播放着一张旧的流行歌曲唱片。有几个年轻人在玩电动弹子球和台球。爸爸说像这样的年轻人才是健康的少年。他还说，我会很快找到新朋友，到时候自己就会明白吸毒是多么愚蠢的事。
我几乎听不见他在唠叨什么。我精疲力尽，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我孤独地呆着。我恨整个世界。本来我在戒毒所里似乎感觉到天堂之门又重新对我开放，没想到爸爸一来又把它关上了。我抱着我的小狗吉妮躺在床上。我问它：“吉妮，你知道人类是什么东西吗？”接着，我又替它回答：“其实我也不知道。”吉妮对什么人都摇头摆尾，因为它相信人都是好的。这是它唯一使我不愉快的缺点。我似乎更喜欢她在不信任人时所发出的那种低沉的叫吠声。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吉妮并没有把屋里弄脏。于是我赶快带它出去拉屎。这时爸爸已经上班去了。
大门被锁起来了。我冲上去，使劲地摇晃门把。门被关得死死的。我尽量保持冷静。爸爸真不该把我像动物似地关在屋里，再说他也知道我得把狗带出去拉屎拉尿。
我满屋子寻找钥匙。我想爸爸一定会把它放在什么角落里。要是着火该怎么办？我寻遍床底下、窗帘后面、冰箱里面，就是找不到钥匙。这时候我没有工夫去发脾气，我只能在吉妮拉屎之前想出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我只好把它带到阳台上。它明白我的意图。
我对屋子审视了一番。自从我走以后，这里有了一些变化。卧室是空的：妈妈走的时候把床给搬走了。客厅里摆着一张我没有见过的长沙发——爸爸就在那里睡觉——还有一台崭新的彩电。那盆橡胶树不见了，还有那从前爸爸用来打我屁股的竹棍也不见了。爸爸在那块地方摆上了一盆猴面包树。
在孩子们的房间里，那个老掉牙的衣柜仍然摆在那里。这个衣柜只能打开一扇门，否则就会有倒下来的危险。那张床也和从前一样，只要一动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爸爸把我关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变成一个正常的姑娘，可他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收拾好。
我和吉妮又回到阳台。它把前脚搭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11层楼下面的街道，还有周围一幢幢灰色的高楼。
我很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我给戒毒所挂了个电话。他们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巴普西也进来了。她终于也想洗手不干了。巴普西在电话里告诉我，人们把我原来住过的床位给了她。我无法和巴普西生活在一起，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好长时间。
当爸爸下班国家的时候，我一句话也不说。他也只三言两语地说了几句，因为他不想浪费他的时间。他为我的生活做了一个安排。一个星期的每一天他都为我安排了一个时间表：干家务，买东西，喂鸽子，打扫鸽子棚等等。然后他用电话来监督我执行的情况。至于我的娱乐，他给我派来一个小姑娘，那是我从前的同学卡特琳娜。卡特琳娜是一个只爱看电视的小懒虫。
爸爸还给我许下一个愿：他将带我去泰国旅行。去泰国是他的毒瘾。他每年至少得去一趟泰国，一方面是去那里找泰国妓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上那里购买便宜的服装。他总是把钱存起来，以便能去泰国旅行。泰国就是他的毒品。
我听着爸爸讲话，心里想：眼下还只能听他的话，因为这总比被关在房子里强。从第二天起，我的行动计划就生效了。我按计划上的规定先搞家务，然后上街买菜。卡特琳娜来找我去散步。我一见她就讨厌，我叫她回家算了。但她仍赖着不走。当我说我必须去喂鸽子时，她就不愿意陪着我而溜走了。
下午的时间归我自己支配。因为我的精神一片空虚，所以我真想找点东西刺激一下，可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能弄到什么毒品。我跑到哈森海德公园呆一个小时。那里可以找到大麻。我真想弄支大麻抽抽……
但是，我身无分文。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钱。爸爸有一个储蓄罐，里面装着100多马克的硬币。这是他准备去泰国旅行的储蓄罐。我从中取出50马克，还留一部分在里面。我心里想，将来我再把爸爸给我的零花钱攒起来，很快就可以填补这个缺数。
我在公园里刚走了几步就碰上了团伙里的老伙伴彼埃特。我的第一支大麻烟就是在他陪同下抽起来的。他现在也沾上了海洛因。我问他这里是否可以弄到海洛因。
他问我：“你有钞票吗？”
我回答说：“有。”
他说：“跟我来。”他把我带去见一帮外国人。我从他们那里买了一包海洛因，手头还剩10马克。我们一起来到公园的厕所里。他把他的注射工具递给我，我送给他一半海洛因。就这样，我们俩在那里各打了一针。
我按时回到了家里。爸爸是在6点钟下班回家。他并没有看见我刚才打过海洛因。我心里有点难过，因为今天忘了喂鸽子，让它们饿了一天。明天我一定加倍地喂它们，还决心以后不再打海洛因。在哈森海德公园，如果你不打针而抽大麻，别人也不会笑话你或瞧不起你。我想这倒是个戒毒的好地方，我一定会彻底戒掉我的毒瘾。
每天下午我总带着吉妮来这个公园散步。它也很喜欢这个地方，那里有很多特别温柔的狗。这个地方连狗都显得可爱。大家都喜欢吉妮，都过来抚摸它。
至于家里的鸽子，我每两天喂一次，有时候三天才喂一次。其实，只要在鸽子棚里撤些食物，不至于让它们饿死就行。
每当有人给我一支大麻烟时我就抽起来。公园里总有人递给我一支。
我渐渐对那个卖海洛因的外国人更加熟悉了。他叫穆斯达法，是个上耳其人。他常常把海洛因藏在草地里，警察来了什么也搜不到。他的买卖挺公平。他身边还有几个阿拉伯人，大家相处得很好。
穆斯达法有一天对我说，打海洛因针太危险了。要想不上瘾，只能局限于口服。他和那些阿拉伯朋友都是口服海洛因，所以没有一个上了瘾。他们和欧洲人的确不同，他们懂得如何使用毒品。而欧洲人一见海洛因就没命了。我想总有一天，东方人可以用毒品毒死所有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就像当年欧洲人用烈酒去毒害印第安人一样。
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快活，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吸毒者。直到那一天，我真感觉到没有毒品就无法支持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又重新落入了毒品的圈套。
晚上，我在爸爸面前尽量装成一个勤快的女孩子。我常常陪他上酒店去。有时候，为了讨他喜欢，我还特意为他叫一杯啤酒。在酒店时常常有一些顾客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但是我不理睬他们。我想有朝一日，当我不吸毒的时候，我也要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堂堂正正的女人。
我尽量振作起来。我想练习打台球，玩扑克牌。我想学会所有男人擅长的各种游戏。尽管我被迫同那些下流人生活在一起，但我至少也要求得到他们的尊重。我也会有自豪的时候。我不向任何人乞怜、讨好。我从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但是，由于我的毒瘾天天发作，我只好天天跑到公园去，而这就占去我很多的时间。我又不能整天呆在穆斯达法家里。还有爸爸的那些鸽子——我已经三天没给它们喂吃的了！我每天还得按时搞家务，买东西。还得准时等待爸爸电话的监督。碰上我不在家的时候，我只好编造些谎言搪塞。可又不能天天捏造同样的谎言。我的日子真是越来越不好过。
有一天下午，我来到哈森海德公园，突然有一双手捂住我的眼睛。我转过头，原来是戴特莱夫！我们立刻拥抱起来。我看见戴特莱夫脸色很好，他说他去了一趟巴黎，的确有几天没打针了。可一回到柏林，他就马上跑到动物园地铁车站弄了一针。
我们一起回到了家里。这时候离爸爸下班回家还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的床摇摇晃晃，所以我把床罩铺在地上，我们躺下做爱。此时此刻，我们真像国王一样幸福。接着，我们聊起天来。我们谈到戒毒问题。大家决定从下周就开始戒毒。戴特莱夫跟我说他是如何和贝尔恩德弄到钱去巴黎的：他们把一个嫖客关在厨房里，然后抢走他的一本欧洲银行支票。贝尔恩德终于落到警察手里，可他自己没事，因为那个被抢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每天都在哈森海德公园见面。后来我又常常把他带到家里来。我们几乎不再谈论戒毒的事了，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幸福。不过，我越来越难以支配我的时间。父亲也加强了对我的监督，并且交给我一大堆新任务。我还必须抽点时间去看看那些阿拉伯人，以便给戴特莱夫带回点海洛因，可我又愿意和戴特莱夫多呆一些时间。这真叫我为难。
最后，我觉得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在吃中午饭的时间到动物园地铁车站拉个客人。我一直向戴特莱夫保密。这样一来，我们俩就不愁找不到毒品了。
大概是戴特莱夫回来的一个星期之后，我在公园里没见到戴特莱夫，却见到了罗尔夫。他一直是戴特莱夫的同性嫖客。他的脸色很难看，并且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他们把他关起来了。”戴特莱夫被捕了，警察立刻把抢劫支票的案子推在他身上。原来是买下那本支票的赃主把他出卖了。
我跑到公园的厕所里哭了一场。又一次，明天的歌声又不是对我们歌唱。现实又恢复它的法则，也就是说，我们将没有任何希望。由于心情混乱，我的毒瘾上来得更快。可是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思去找那伙阿拉伯人聊天、嗑葵花子儿，等待着他们恩赐一点海洛因？我跑到动物园地铁车站去。我靠在一扇橱窗的跟前等客。可今天这里却格外宁静，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就连一个外国人也见不到。原来这时候电视正转播一场精彩的足球赛。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熟人，他叫亨利，是施特拉和巴普西的老客户。这个家伙常常用实物支付，甚至还可以向你提供针具。不过他总要求接吻。无论如何，自从我知道戴特莱夫被抓去坐牢之后，对我来说，干什么都无所谓了。亨利没认出我来。可当我对他说“我叫克丽斯蒂娜，是施特拉、巴普西的好朋友”时，他就很高兴，立即叫我陪着他。他给我两份海洛因。这已经不算少，差不多合80马克。但是我还是和他讨价还价，我终于得到一点补贴，可以买些香烟和可乐。达成交易以后，我们就上路了。
在路上，亨利停下来去买他的药品。我觉得我的毒瘾已经上来，恨不得马上在车里打针。可是亨利始终不愿意先把海洛因预付给我。
到了他家里，他先打开抽屉，让我看看一大堆姑娘的裸体照片。我根本无心欣赏这些东西，我的眼睛直盯着他那口袋里的海洛因。于是，我对他说：“照片很漂亮。现在先让我打一针吧！”我们一起上楼去。他给我准备好一针海洛因，打完之后，他又让我休息一刻钟，然后才上床同他睡觉。我真急于完事好回家，可他一定要我说出有什么感觉。我只好佯装已经达到高潮。总的来说，他对我还是很慷慨的。
就这样，继施特拉和巴普西之后，我又成了亨利的私娼。我觉得这倒很省事，可以使我节省不少等客的时间，连我的家务事也不会被耽误了。
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到亨利家里去。我现在觉得他不错。他总说他喜欢我，同时也愿意听我说我喜欢他。他很害怕我再上动物园地铁车站去拉客。
除了亨利之外，我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戴特莱夫身在监狱，贝尔恩德也一样，巴普西进了戒毒所，施特拉似乎已经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妈妈对我不感兴趣，至少这是我的感觉。至于我的父亲，实际上我整天向他说谎。因此，我只剩下亨利一个人：我可以对他说任何问题，我没有任何可以对他隐瞒的东西。唯一我不能对他开诚布公地说出来的，那就是我对他的感情。
有些时候，当他把我抱在他的怀里时，我真觉得很幸福。我似乎觉得只有他才能尊重我。还有谁能尊重我？当我和他呆在沙发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并不是他的情人，而是他的女儿。不过，他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他要求我时刻陪着他，要求我帮他料理店务，同时能让他把我介绍给他那些所谓的朋友。其实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这一来，我又得同时间赛跑。而爸爸也越来越不相信我了。
他经常搜查我的东西。我必须十分小心，不能在家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我必须创造一种密码来记录我的朋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例如：亨利住在森林街，我就在本上画两三棵树。我还把电话号码写成一些算术作业题。因此，3954773的电话号码就变成：3·95马克＋47分＋73分，然后仔细算出个结果。这至少也算是个算术运算的练习。
一天，亨利终于找到施特拉失踪的秘密：也被抓进去坐牢了。这对亨利来说打击不小，倒不是为了施特拉，而是害怕她会把他出卖给警察。好久以前，我就听说由于他被指控拐骗少女卖淫吸毒，此案至今仍悬而未决。如果施特拉说出他用毒品来支付那些卖身的少女，那他的罪一定轻不了。
我也同样担心，因为弄不好我也会锒铛人狱。我真不想尝坐牢的滋味。
我又给戒毒中心挂了电话，以便把这个消息告诉巴普西。我几乎天天给她打电话。直到现在，她在那里一直呆得很好。今天，她没有来接电话：人们告诉我她已经住院了，她得了黄疸病。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吉妮乘地铁到威斯登医院看望巴普西。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住宅区。一幢幢时髦的别墅，周围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极了。我原来不知道在柏林还有如此美丽的地方。其实，我还不了解柏林，我只知道我们克罗比小区及它周围的地方，还有就是妈妈所住的克勒兹堡住宅区。天正下着倾盆大雨。我和吉妮都淋成落汤鸡。但是我们都感到很快活，因为我们都能在绿地上奔跑，还有——这只是为了我——我们马上就可以见到巴普西。
医院不让吉妮进去。我真没料想到这一点。幸好有位看门人很热情：他答应在我探视病人的时候替我看管它。我跑到住院部，但是没有找到巴普西。最后，我问我所碰见的第一个大夫她在哪儿。我对这位大夫说：“我很想见见她。”大夫告诉我，巴普西已在昨天从医院逃跑了。由于她乱吃各种毒品，她的肝脏已经腐烂，无法治好了。
我只好领吉妮回家去了。在地铁里，我一直琢磨着：要是巴普西的肝已经腐烂，那我的肝也好不了。因为我们俩都是一个样。我要是能找到巴普西该多好啊！我把我们之间过去的争吵忘得一干二净。我觉得我们俩都需要互相帮助，也许此时此刻，巴普西也正需要找个知心朋友说话，然后我会劝告她回到医院去的。可我又立刻回到了现实中来：我知道，经过两天的奔跑和毒瘾的折磨之后，她是无法回到医院的，要是我，也一样做不到。我也知道该上什么地方去找她：她可能在赛马场，要不就在某个嫖客的家里。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到处奔跑，因为爸爸一会儿就会给家里打电话。我只好用吸毒上瘾的人的道德观念来原谅自己：人人为自己。我回到家里。再说我也没必要到公园去拉客。亨利给我提供的海洛因足够我眼下用的。
第二天早上，我上街去买一份《图画报》。我每天早上都这样做。过去，每天晚上妈妈总是给我带回来一些有关“吸毒受害者”的消息的剪报。我现在对这类文章十分熟悉。
那天早上，买回来报纸以后我就准备了几片果酱面包，然后边吃边翻阅这份报纸。我发现第一版上有个大标题：《她只有14岁》。用不着看下文我就明白了：她就是巴普西。我似乎早就有预感。我突然变得麻木不仁，就像死了似的。我好像觉得我刚读到一则宣布我死亡的消息。
我跑到浴室去给自己打了一针，打完之后，我的眼泪才开始汪汪地流出来。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在为巴普西还是为自己哭泣。我又躺在床上。我点了一支香烟，以便有足够的勇气读完这篇文章。这则消息写得像似一篇动人的街头见闻：“一根乳白色的塑料一次性注射器还握在她的左手，一个名叫巴贝特的女中学生已经死去。这位姑娘——这是迄今死于毒品的最年轻的姑娘——是死在布罗特罗岱街的一间公寓里。据纳吉（30岁）对警察说，他是在‘音响舞厅’的迪斯科舞场见到这个姑娘的。因为当时姑娘不知道该上哪睡觉，他便把她带到家里。巴贝特是今年以来在柏林第46个死于毒品的受害者。”等等。报纸对这类事情的报道未免过于简单，简直就是文过饰非。许多报纸还加油添醋，报道了许多有关巴普西的情况，用的是十分醒目的题目：《德国最年轻的吸毒受害女性》。
到了中午，我才比较清醒过来。我感到无比愤怒。我敢肯定，一定是哪个没良心的毒贩子的掺假毒品卖给了巴普西，可能是一种含有马钱子碱的东西。用马钱子碱冒充的毒品正在柏林蔓延开来。我再也不能犹豫。我立即到警察局去报案。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毒贩子贩卖假毒品的情况统统对警察说了。可他对这一切似乎不感兴趣。最后警察用他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打发了我：“好吧，克丽斯蒂娜，下次再见吧！”
我心里想，街上卖毒品，这对警察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所指望只是能从他们的黑名单上把一个个吸毒者的名字勾掉完事。我发誓自己一定要把害死巴普西的凶手找出来。
那个收留巴普西的男子与她的死是无关的，这个人我非常熟悉。他有的是钱，并且脾气很古怪。他喜欢找一些特别年轻的女孩子作陪。他曾经用车子带我到城里兜风，代价是请我吃一顿午饭。他只愿意和那些有性欲的女孩子睡觉。有时他找上我的时候，他可以等待我很长时间，他是一个商人，可他永远也不明白，卖淫本身也是一种交易，而不是任何别的。
我又来到选帝侯街。我的目的是在那里赚到足够的钱，以便去找那些我认为可疑的毒贩子，把他们的毒品买下来好做鉴定。谁也不知道巴普西最后的一针海洛因是从谁手里买下来的。我总觉得我现在正在寻找害死巴普西的凶手的下落。实际上，这也只是我购买毒品的一个借口。我心里完全明白。我一直记住这样一句话：“一定要把这个坏蛋找出来，那怕丢了你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就这样，我再也不怕给自己注射海洛因了。
一份心理学家的分析报告
柏林精神病情报中心主任贝尔恩德·乔治—汤姆心理学家霍斯特·布罗梅尔
根据我们的估计，最近3年来，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12岁到16岁的海洛因成瘾者的比例已经从零达到百分之二十。克丽斯蒂娜典型地代表了毒品贩子的新靶子。她的女友巴普西也是如此。巴普西曾在1977年就教于我们并在两个月后由于过量用毒而死亡。我们无力帮助这个只有14岁的少女。此后，施特拉和克丽斯蒂娜团伙里的其他一些麻醉品使用者，也来向我咨询，他们表现出新一代年轻吸毒者所有的特点：明显的好斗性。但此外，他们还需要一种对幼儿一样的保护、重视、爱和热情。
巴普西是在1977年5月由一些对她负有教育责任的人带到我们这里来的。她的行为很像一个还抓住妈妈裙子不放的神情忧郁的小姑娘。但实际上，两年以来，她已经经历过瘾君子各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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