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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音响舞厅”里，一切都变了。突然间，海洛因这种最厉害的毒品风糜整个“音响舞厅”。甚至我的团伙里，大家都在谈论着海洛因。其实，大家都反对海洛因，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多少人死于这种毒品的摧残之下，可也无法阻止这些哥们接二连三的尝试。而大多数人在试了一针之后就上瘾了。海洛因破坏了我们的团伙，因为那些沾上海洛因瘾的人立即就离开团伙另找出路了。
海洛因对我也有一种可怕的吸引力，可当我想到我只有13岁时，我就不敢沾边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那些打海洛因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要比别人高一等，所以也成了我崇拜的对象。这些人常常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我，因为在他们眼里，大麻一类的毒品只不过是“儿童毒品”，看来我永远也加入不了他们的行列。“升级”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因为我从心底里讨厌海洛因，它是深渊之底。
团伙的溃散对我来说并不要紧，因为我已经有了戴特莱夫作为贴心人，其他人的远近都无所谓了。我和戴特莱夫的关系越来越好。有个星期天——那是1976年初的时候——我把他带到家里来。因为我知道妈妈和她的朋友不在家。我为戴特莱夫做饭，我为他准备了一顿真正的午饭，我们坐在一起，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似地吃了一顿家庭午餐。我觉得很有意思。
从那以后，我整个星期只想着戴特莱夫，我焦急地等待着星期六的到来，等待着我们在“音响舞厅”里的会面，我很高兴来到舞厅，走之前什么药都没吃。戴特莱夫正和一个六神无主的丫头呆在一起。我在他们的旁边坐下来，可戴特莱夫几乎连看都不看我，他的心思全挂在别的事情上。突然间，我心里这么想：莫非和阿特兹同样的故事又重演了？这不可能。戴特莱夫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个废物丫头而把我扔掉？
他们说话不多，只是交换几句没头没尾的话。我只听出他们是在谈有关海洛因的买卖。我想，大概戴特莱夫向她要海洛因。我生气地对戴特莱夫说：“我说你疯啦，你才16岁，怎么就能想起打海洛因！”
看来他把我的话完全当成耳旁风。我接着说：“你要吃药片我完全可以提供，哪怕一次吃三粒都可以，就是不能打海洛因的针。我求求你别干这种蠢事。”我苦苦地哀求他，可他仍无动于衷。于是，我气得大声地嚷起来：“如果你打海洛因的话，我们俩的关系就吹了。你可以走你的路，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说着，我站起来，跳舞去了。
我刚才真做了一件蠢事。我不该演这出电影。我本来应该等到只有我们俩仍呆在一起的时候慢慢地说服他。我完全可以影响他的。我真不该把他孤独地扔在一边，因为他当时已经到了头脑发热、跃跃欲试的地步。
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有人来告诉我，戴特莱夫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贝尔恩德打了一针海洛因。
当天夜里，我又见到戴特莱夫，他对着我笑——一种似乎来自很遥远地方的微笑。看样子他很幸福，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和我说话。而我也不想主动去靠近他。对我来说，这一次要比那天夜里我失去阿特兹时还难受。戴特莱夫走了，走向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就这样，由于一支海洛因注射器的缘故，我们之间突然变得毫无共同之处而分道扬镳了。
我继续出入“音响舞厅”。戴特莱夫很快就找到另外一个女友。她的名字叫安琪，是一个又丑陋、又冷酷的姑娘。可以断定，他们的关系是好不了的，我从没见过戴特莱夫和她说话。但是，安琪死死地缠着他。有时候戴特莱夫也来看我，不过，他总是像个陌生人一样，对我一点也不亲热。一般来说，他找我无非是为了向我要几个马克好去买他的海洛因。要是身上有钱，我总是满足他的要求。
星期天的上午实在难熬，我一直溜达到地铁车站，心里想着：“这里的一切实在糟糕透顶。”我再也不知道我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上“音响舞厅”去，为什么我要吸毒，为什么我还得干别的事情——我糊里糊涂，一点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有个星期六，因为我身上有不少零用钱，我买了许多各色各样的毒品，然后一股脑儿全吞下去。
我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回的家。反正我知道从地铁到家门口的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我只好扶着路边的树木和路灯杆连爬带滚回到了家。路途显得特别遥远，走不到头。可我得坚持到底，否则非死在路上不可。最难受的是我的胸口疼得要命，就像有人用刀捅我的心脏似的。
第二天早上——星期——妈妈无法把我叫醒，到了晚上她下班的时候，我还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妈妈好几次强迫我喝几口蜂蜜。一直到了星期二下午，我才有点力气下床。我对妈妈说，我感冒了，而且血压降低。我倒经常有这种病状。我还向妈妈解释，说班上有好几个女同学都有这种病状，这大概是青春发育期的一种现象。我想尽量避免妈妈请医生来，因为我害怕医生会看出我真正的病因。妈妈对我的话信以为真，所以也就不去找医生来。每当我对她解释我的身体状况时，她总是显得很满意。
因为我手头的药片几乎全吃光了，所以一直到周未我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药，我又觉得浑身难受。
星期六晚上，到了“音响舞厅”之后，我决定做一次“迷幻旅行”。这一次的效果特别可怕。我好像觉得我的血被抽空了，整整难受了好几个小时。我既走不了路，也说不出话。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电影厅里，我在那儿的一把椅子里整整坐了五个钟头。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家搬到了克勒兹堡，离“柏林墙”很近。从此以后，我上学必须坐一个钟头的地铁，但是，我的家却离“音响舞厅”更近了。
有天早上，当我去坐地铁时，我突然发现街上贴满了海报，上面写着：“戴维·波维前来柏林献艺”。我真不敢相信！戴维·波维这位大歌星是我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许多小伙子都喜欢模仿他的打扮。而这回他真的到柏林来了。
妈妈从她的单位给我弄来了两张这场音乐会的免费赠票。很奇怪，我马上就想到应该把另一张票送给谁：弗朗克。为什么是他？我自己也不问个为什么。弗朗克是“音响舞厅”团伙里的一位老伙伴，他很崇拜戴维·波维，甚至连头发都染成和他一样的褚红色。也许正是由于这缘故，我才把他选为我的送票对象。
而弗朗克也是我们团伙中第一个染上海洛因毒瘾的人。从前，他胖乎乎的，大家都管他叫“小母鸡”。可现在，他骨瘦如柴，就像一具“游尸”一样，所以大家都叫他“僵尸”。
音乐会的那天晚上，我和弗朗克约好在海曼广场见面。我从没有注意到他是如此又高又瘦。他和团伙里其他小伙子的年龄差不多，也是16岁左右的人，他说他现在体重只剩下63公斤。这是他刚才卖血时才称的重量。弗朗克常常靠卖血挣钱来支付他吸毒的部分费用。
音乐会在“德意志大厅”举行。气氛非常热烈，观众情绪高涨，因为在场的几乎都是戴维·波维的崇拜者。在我们座位旁边，坐着一帮美国士兵。他们嘴里叼着烟斗，抽着大麻。只要你看他们一眼，他们就会把烟斗让你抽一口。尽管弗朗克拼命地抽，但他仍觉得越来越难受，因为他的烟瘾太大，无法控制。
戴维·波维的演唱开始了。他的歌声和形态太棒了，几乎完全跟我想象中的一样。不过，当他刚唱起《已经太迟了》这首歌的头几句时，我就觉得难过极了，因为这首歌所描写的也正是我眼下的处境。
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弗朗克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我们遇见戴特莱夫的伙伴贝尔恩德。他说得想办法给弗朗克弄到一针海洛因。可我们身上的钱不够，于是，我搬出我那讨厌的绝招：“我没有钱买地铁车票，请大家帮帮忙吧！”来参加音乐会的人多数身上都带着不少钱，而且这时候刚刚散场，街上的妓女还来不及缠上他们。所以我刚开完口，一大批硬币就像雨点似的“叮铃当啷”落在我的塑料口袋里。
这些钱已经足够买两针海洛因——当时这玩艺还比较便宜。
贝尔恩德拿着钱就去找卖主。突然间我起了这么一个念头：“既然这些钱是我搜集来的，我为何不试它一针，体验体验海洛因到底有多大功效。”因为普通毒品对我来说已经无济于事，所以海洛因将是我在吸毒道路上的归宿，看来这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当我说出我的主意时，小伙子们都一致反对我。弗朗克生气地对我说：“你可不能干这个，你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厉害，你要是沾上这个，那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成我现在这个可怜的模样。”
既然我已打定主意，我也就听不进他的劝告。相反地，他们越说，我越是想试一试，再说，我只想体验一下而已，往后再也不打还不成吗？
他们没法说服我，只好也分给我一份。贝尔恩德教我怎样注射，其实这是多余的，我早就听说过。我说我不想打针，只想口服。
我把分给我的那份药面儿吃下去了，起初我觉得又苦又辣，我真想立即吐出来，很快我就觉得我的四肢变得很沉。很沉，一会又觉得很轻，很轻。我身上的不舒服一下全消失了。我从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轻松，愉快。
这一天是1976年4月m日，离我14周岁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早上5点钟的时候，贝尔恩德建议我们到他家去。我很高兴地挽着弗朗克的胳膊和他一起去了。
我觉得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充满欢乐的家庭。我感到和这两个男孩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甚至最秘密的心里话也可以对他们讲。海洛因已经使我们变成亲密无间的兄妹。我从没有这样幸福过。
我在贝尔恩德的床上和他睡在一起，他并没有碰我。我们是兄妹关系———对海洛因的难兄难妹。弗朗克自己睡在地板上，头靠着沙发。
夜里我觉得浑身发痒，我只好脱光衣服，用梳头发的梳子全身上下地挠，一直挠到出血，尤其是腿肚子那块地方。我知道，凡是打海洛因针的人都会浑身发痒，他们身上都会伤痕累累，特别是腿肚子的地方。这是识别吸毒者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弗朗克的腿肚子已经没有一块好皮肉，全都被他抓烂了，因为他并不是用梳子挠痒，而是用小刀子刮。
晚上，我回到家里。我不时地想着：“你才13岁，可是已经沾上了海洛因。”最初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毒瘾的危机发作，所以我感到十分高兴。整整一个星期我的脾气好极了，在家里，没有吵过一次架；在学校，我接连得到几个好分数。
当我回到“团伙之家”时，我发现还有另外四个伙伴也开始打海洛因针。我们五个人坐在一边，以示高人一等。很快，团伙里服海洛因的人越来越多。海洛因终于像一颗炸弹似地把整个格罗比斯小区炸开了。
于尔根·克万特牧师
（青年辅导负，清除“团伙之家”的社会文化中心负责人）
许多年来，“团伙之家”的地下酒吧曾经是克罗比斯小区和努考林小区的年轻人主要聚会的地方。每天晚上，至少有五百多名青少年前来这里活动，直到1976年我们把它关闭为止。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海洛因的使用在这里毁坏了一代青年人。我希望对这个“团伙之家”的关闭能够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种灾难性局势的关注。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对于烈性毒品在克罗比斯小区传播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早在学生运动时代，我们就曾经讨论过如何限制普通型毒品的问题。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在我们的中心就有30到50个年轻人转而服用烈性毒品。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不采取法律的措施，而局限于向年轻人做正面的说服教育，那会被认为是怂恿他们越走越远，将会被看作是我们承认对毒品的斗争无能为力的表现。
尽管某些政府机关不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我们通过对“团伙之家”的调查表明，吸毒的现象并没有减退的趋势，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可以同美国相比拟。今天，受害最深的是那些没有经过职业训练或失业的青年。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起来公开反对当局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我们对“团伙之家”地下酒吧的关闭一定会把这种长期被掩盖的现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诚然，西柏林的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吸毒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开始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治理。
当我们在许多方面获得满意的结果之后，我们决定重新开放“团伙之家”的地下酒吧。这也是我们这一决定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设立起由国家补贴的戒毒治疗中心和咨询服务处。我们的治疗设备有很大改善。尽管如此，事隔两年之后，吸毒的问题并未消声匿迹，因为新的青少年一代也同样存在吸毒现象。至于两年前的那些老吸毒者，有不少人已经死于毒品的摧残之下。
我们在“团伙之家”新接触到的年轻人，大部分出身于工人家庭，尽管近几年来，人民的生活表面上看来有所提高，但他们的生存条件实际上越来越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身带武器，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凶器。而且可以看到，某些青年人的民族好斗情绪完全是受到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
年轻人的处境之所以日趋恶化，一方面是由于学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学习过于艰苦，功课负担过于繁重；另一方面是一旦走出学校，立即就会遭到失业的威胁和各色各样的家庭纠纷。
情况十分严重。像克罗比斯这样的住宅区，居民多达45000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上“大批”这样的形容词：大批的青年失业者，大批高考落第者，大批的家庭纠纷……等等。除此之外，那里的“自然”环境也没有多少自然的特征，几乎无法为人们提供任何休息、娱乐的场所。这对那些弱者来说，特别是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确受害非浅。在克罗比斯小区，一旦工程完工，那就意味着每寸可以建筑的土地都被占光，既没有为孩子们留下一块活动场地，也没有任何青少年的娱乐场所，没有一块可以消遣、散步的地方。这里既没有一个大的公园，也没有草地，没有树林，没有一处可让儿童嬉戏、青年人散步的地方。
这种大规模的住宅区完全是按照商业价值的观念设计出来的，丝毫不考虑居民的实际生活需要。这种强加给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后果一直为人们所担忧，而今天，这种恶劣的后果越来越明显了。
物质生活的困难总是来源于社会冲突和问题。由于房租昂贵，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迫使当父母的必须一道外出工作，迫使男人和女人必须为日常的操劳付出更大的力气和艰辛。而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欢乐和财富。
毒品向来就是阻止那些在社会发展中身受其害的人们觉醒起来的最可怕的手段之一。就像长期以来，酒精对于工人阶级所起的麻痹作用一样。近几十年来，除了酒精之外，又增添许多种毒品，诸如各种兴奋剂或麻醉剂，其买卖是合法的，也是有利可图的，还有非法的药品，但其利润更加可观，如海洛因、可卡因等。
事实上，最令人感到惊奇的并不是吸毒的人很多，而是那些虽然身处困境，却不求助于毒品的人更多。这种现象对于青年人更是如此。尽管他们有不少人身处逆境，尽管吸毒的人有增无减，尽管青少年犯罪和暴力事件增加，尽管法西斯思想被捡起来当作时髦货在青年工人中传播，可是走正路的青年人仍大有人在，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实。
克丽斯蒂娜自述
我第一次吸毒的那个周未，就在“音响舞厅”碰到了戴特莱夫。他立刻看出我的状况：“你干得好！你完全处于虚幻状态了。”阿斯特里德已经告诉他了。
我回答他说：“安静点儿，老朋友。你自己才真上瘾呢。而我呢，我不会让自己上瘾的。”
戴特莱夫没有找到反驳的话。因为他有气无力。他没有毒瘾发作——他尚未达到肉体上依赖毒品的程度——但是他非常想注射一针毒品。他终于对我说，他很想买一点儿兴奋剂，但是他没有钱。
我说：“伙计，你瞧。”我建议我们一起去偷窃。他同意了——但是他应该知道这对我会产生什么结果。20分钟后，我扒到20马克。戴特莱夫到手的少得多，但是这点儿钱对于我俩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要想“神游”一番，需要极少量的毒品就够了。自然也没有两人平分的必要，那天晚上，戴特莱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只是嗅了嗅。我一个月前下的决不碰海洛因的决心，突然烟消云散。
戴特莱夫和我重新在一起，好像我们从未分开过似的。好像这几个星期末我们在“音响舞厅”几乎像陌生人似地擦肩而过这件事也不曾存在过。他和我都不再提这事。世界又变得像那个星期天那样美，那天我给戴特莱夫做饭，接着我们又一起吃午饭。
我心里很高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假如我没有去试一试海洛因，我就永远不会同戴特莱夫和好。我设想我将始终只是一个“周末吸毒者”。吸毒者开始时总是这样想的，虽然谁也没有见过一个仅限于周未吸毒的人。另外，我以为我能够挽救戴特莱夫，阻止他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吸毒者。我对这些幻想感到满意。
我的这些幻想并不是无意识的。我不愿意听到海洛因；假如有人要冒这个险，我就会发怒，大嚷叫他滚开。就像我第一次吸海洛因，阿斯特里德想问我问题时的情景一样。我开始仇恨所有与我同龄的女孩子，我的印象是她们同我走的是一条道。我在地铁里和“音响舞厅”里都能认出她们，这些十二三岁的黄毛丫头吸印度大麻，吸麻醉毒品，并试图穿戴得跟放荡女人一样。我心里不停地想：“这个小丑八怪最终会给她自己注射毒品的。”平常我并不刻薄，但是那些女孩子们的确使我变得好斗。我恨她们，我确实恨她们。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在恨自己。
我连续几个周末吸毒后，我确实停了半个月。这对我绝对没有什么影响——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从身体感受来看，我并不觉得比以前难受。但是后来呢……我又重新开始吸毒。我对什么都没有胃口，我又开始跟我妈拌嘴。几天之后，就该是1976年的复活节假期。
复活节假期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去了“音响舞厅”，坐在楼梯旁的一条长凳上，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两个女孩子从楼梯上下来，她们大约12岁左右，但是她们戴着胸罩又化了妆，尽量使自己显得像16岁的样子。我也是如此，除了我的知心朋友外，我对所有的人都说我是16岁，我也化妆，使自己显得大些。这两个女孩子立刻就使我讨厌，但是同时她们又让我感兴趣。我一直盯着她们。
我立刻看出她们在拉关系，试图使她们被接受入伙。在她们看来，最有吸引力的是吸毒者团伙。她们认识里斯，“音响舞厅”的厨子领班——他是职工中惟一一个老的，他快40岁了。可是他很喜欢十二三岁的女孩子。那两个女孩子因此和里斯聊起天来。可是她们已经注意到我在观察她们，她们不停地朝我这边瞧一眼。毫无疑问，因为我也是与她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后来她俩中的一个朝我走来。她有一副纯真的天使般的面容。她自我介绍，“巴普西”，又问我是否能给她一针毒品。
“一针毒品？你要那个干什么？放弃算了，那些玩意儿可怕得很。”我欣赏着自己优越于她的态度。要让她知道，她不应该这么放肆地向一个尝试过海洛因的人讲这话。她大概也发现我给人印象很深，而且无所顾忌，就像几个月前那些在吸毒的问题上比我滑得远的家伙给我的印象一样。巴普西告诉我她想请我喝一杯果汁饮料，她起身去取，很快又回来了。
她刚转过身，她的伙伴就走过来。她叫施特拉。她问巴普西向我要什么。我回答：“一针毒品。”
“她给你钱啦！我少了5马克，我敢肯定是这个小丫偷的。”这十分像施特拉的为人。后来，我每天听到类似的话。巴普西和施特拉以后成了我的最好的朋友。直到巴普西成了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她死于过量吸毒，至今柏林所知的最年轻的海洛因的牺牲品。
巴普西拿着果汁饮料回来。她使我感到讨厌，但同时我又很喜欢她，包括她那天使般的面容和天真的动作。我们一起聊天。巴普西和施特拉被一所普通制中学开除了，因为她们经常逃学。她们之所以逃学，因为她们已经加入了一个团伙，那里面的人像疯子似的吸印度大麻。这会儿，她们刚从家里逃出来，正在寻找新的尝试。巴普西12岁，施特拉13岁。
我请巴普西第二天早上去了我家。由于她没有衣服穿，我给了她两件我的旧t恤衫和一条三角裤。我在准备饭时，她在我床上小睡了一会儿。现在，我真正觉得她很热情，第二天，我也与施特拉结下了友谊。这两个女孩子同我一样，年纪还很小。可我同她们在一起，感到比同那些吸毒者在一起好。她们俩吸大麻和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她们与我所交往的人不同，不是那些只想海洛因、光谈海洛因的人。我满足于每个周未吸一点点毒。其他人笑我，经常跟小娃娃们在一起，我不在乎。
我们仨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也有同样的家庭烦恼。巴普西的父亲自杀了。当时她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姑娘。她母亲当过舞蹈演员后来又当了模特儿。巴普西的继父是一个大钢琴家。巴普西强调说，他是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钢琴家，她对此感到很骄傲。当我们去一家迪斯科舞厅，她看见印有她继父的名字和照片的唱片袋时，她喜形于色。但是这位大钢琴家几乎从来不关心她。巴普西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简直就像由祖父母收养着她一样。祖父母让她过着公主般的生活。后来我去过巴普西那儿：我看见了她的寝室——真漂亮，家具精美极了。她有一架最新式的电唱机和大量的唱片，各式各样的衣服应有尽有。但是巴普西与她的祖母相处得不好，她祖母是一个老泼妇。巴普西很想回她妈妈家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从她那舒适，漂亮的卧室逃走，她已经厌烦这一切了。
施特拉的母亲也很漂亮。施特拉很爱她。但是她很少有时间照顾施特拉。她喝酒，因为她独自一人很难熬——施特拉的父亲三年前死于一场火灾。施特拉有一个崇拜的偶像：穆罕默德·阿里。她欣赏他的力量。在我看来，阿里在她心目中，代表着她的父亲和他的情人。
我们仨人因而上了同一条船。从第一天晚上起，我就认准这两个女孩子最终是会注射毒品的。但是施特拉向我要海格因的那天，我还是感到吃惊。我又一次发火了，我责骂施特拉：“别碰那玩意儿！总之，没有人会给你。再说我也快戒毒了。那玩意几绝对没有什么用。”
我让其他人也不要给施特拉海洛因。但是几天之后，她还是把布朗基说动心了，这是“音响舞厅”的团伙中的一个小伙子，他成了她的伙伴。她开始吸毒，当然巴普西也跟着她学。
但是，这两个女孩子很快就不得不停下来。她们被抓到警察局又被领回了家。我连着几个星期都没有看见她们。
春天到了，天气越来越暖和。在一年开初的日子里我总是情绪很好。这从我童年时代就开始了，赤脚走走，脱掉外衣，在水里趟来趟去，观看花园中的花朵开放。但是1976年的春天，我却丝毫没有往常的那种幸福感。我心想当太阳变得越来越热时，生活不可能不变得更美丽。但是我总是背着一大堆问题，甚至不大清楚究竟是些什么问题。当我吸毒时，所有的问题化为乌有，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每星期吸一次毒已经不够了。
这年5月，我庆贺我14岁生日。我母亲吻了我一下，又给了我50马克。这笔钱，是她从家庭开支中节省下来的。她让我用它去买我喜欢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去了选帝侯街，买了40马克的海洛因。我还从未一次有过这么多海洛因。我又用6马克买了包香烟——我已经成了一个大烟鬼，2、3个小时就能抽完一包烟。我还剩了4马克：去“音响舞厅”的钱。
在“音响舞厅”，我碰到了戴特莱夫，他温柔地拥抱我向我祝贺生日。我也向他祝贺：他的生日比我的早两天。他有点伤心，因为今年他父母没有向他祝贺生日，只有他奶奶向他祝贺了生日。他的确比我不幸。我试图用“老朋友别难过”这类话安慰他。另外，我给他准备了一件好礼物：注射用的毒品。我有足够两人美美地过一番瘾的可卡因。
我们小小地庆祝了一番生日后——我吸了很多毒品，戴特莱夫也美美地打了一针——我们俩的关系确实更密切了。以前，戴特莱夫大部分时间同他的伙伴们呆在一起，而我则与巴普西和施特拉在一起。现在，只要有一分钟的空闲，我就与戴特莱夫在一起。戴特莱夫实际上从来不忙。他刚刚辞掉他的学徒的工作。有足够的钱时，我们就去过过烟瘾。
暑假到了。
暑假第一天，我们同几个伙伴去了温茜海滩。我们又一次囊空如洗。我很快弄到了值钱的东西。
我们在小树林里宿营——女孩子们喜欢的地方——因为她们经受不住太阳。开始，我们仅限于搜罗我们的急需品：我们瞧准一些游泳的人扔下盖单和冰箱无人看管，我走过去并高声说：“瞧，没有人看守！”我从冰箱里拿了几瓶可口可乐。又一次，我拿了一条毛巾和一块浴毯。晚上，我的战利品大大丰富起来，还有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和一架半导体收音机。戴特莱夫则弄到了一块手表。
我立刻在“音响舞厅”用半导体收音机换了50马克。这是很不错的一天。我很激动，对戴特莱夫说：“喂，我吸毒已经吸够了。我想注射毒品。”
戴特莱夫反对这种方式。吸毒或注射毒品，没有多大的差别，只不过，谁只要是光吸毒，他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吸毒者。
在选帝侯街，我们的老卖主隔着很远就认出了我们，他立刻溜进更远的几条街上，一直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我向这个卖主买了40马克的毒品。我决定给自己打第一针海洛因。当人们吸毒时，效果来得慢，而注射毒品时，效果来得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快——我听见其他的吸毒者把这比作性欲高潮。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丝毫没有考虑到我这样会在吸毒的泥沼里陷得更深。
我们走到波茨坦街旁的公共厕所里。那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厕所门前挤满了流浪者，醉汉们也到这儿来睡觉。有人向他们散一包香烟。他们已习以为常，他们窥伺着我们的到来。
“音响舞厅”的一个女孩子蒂娜陪着我们。戴特莱夫从一个塑料包里取出器皿——针管、勺子、柠檬。他把可卡因倒进勺子里，又加进一点水和柠檬汁。这样，从来就不会是完全纯的可卡因，就能够溶解得好一些。他用一个打火机给装满了可卡因的针管加热。这是一个旧的一次性使用的针管，脏得可怕，针头完全钝了。戴特莱夫第一个注射，接着轮到蒂娜。他们打完之后，针头全被堵塞住不能用了，至少他们两人都这么说。大概是不想让我注射。但我还是很想打。
另外一个吸毒者走近厕所来注射毒品。他完全虚了，处于毒瘾发作的最难熬的阶段。我向他借针管。他同意了。但是，突然我非常害怕把这个针头扎进静脉里。我把针头置于时弯上——我知道怎样注射。我经常看别人注射。但是我怕，我不敢这么做。戴特莱夫和蒂娜视而不见，就像这一切与他们无关似的。我不得不求那个吸毒者帮我一下。当然他立刻明白我是第一次注射毒品。在一个有经验的吸毒者面前，我简直像一个傻瓜。
他对我说这么做很恶心，但是他还是拿起了针管。由于我的血管看不清，他半天找不到一根。他连扎了三针，才回了一点血到针管里，他又嘟囔了一遍，这玩意儿不好，接着就把针管里的毒品都推进了我的静脉。
我果然立刻就有犹如离弦之箭似地感觉，但这不是我所想象的性欲高潮。紧接着，就是云里雾里，我勉强知道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我什么都不想。我走进“音响舞厅”，坐在一个角落喝果汁。
戴特莱夫和我现在平等了。我们有福同享，严然像一对结了婚的夫妇。除了我们还没有在一起睡过觉。我们尚未发生任何性关系。我总感觉自己还不成熟为时尚早，戴特莱夫也同意这一点，没有怎么争执。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觉得戴特莱夫很不错。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同戴特莱夫睡觉。我很高兴我还从未与别的小伙子这么做过，我确信我们两人将会在一起。从“音响舞厅”出来，戴特莱夫陪我走回家，步行需要两个小时。然后，他一般是搭车回他家。他同他父亲住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谈论过许多古怪的事情。我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对于我来说，现实并不现实。昨天或明天我都不感兴趣。我没有什么打算，只有梦想。我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假如戴特莱夫和我有许多钱，我们拿它干什么。我们会买一所宽敞的房子，一辆大型的小汽车，一些高级的家具。我们梦想许许多多的东西——除了海洛因。
戴特莱夫忽然想出一个赚钱的点子。他告诉我，有一个卖毒品的人准备赊卖给他100马克的海洛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小包，再以每包20马克的价钱卖出去，这样我们立刻可以赚100马克，然后我们用这笔钱买可卡因，我们又如法炮制，使我们的资本翻一番，就这么不停地倒卖。我认为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那个时候，人们对倒卖毒品抱有很大的幻想。
戴特莱夫果真得到了赊卖给他的值100马克的海洛因。那时候，小的毒品转卖商不是极缺吗？我们带着可卡因并不冒险，我们去“音响舞厅”出售。戴特莱夫有一颗仁慈的心、他总是正巧碰上身无分文，而毒瘾又极度发作的人。于是他就赊卖给他们，当然他们从来不付钱。一半的海洛因就这样弄光了，剩下的一半我们自己用了。不久，我们又落到既无可卡因又身无分文的地步。
赊卖可卡因给戴特莱夫的那个转卖商气坏了，但他也仅仅是骂了一通了事。无疑他只是想试一试戴特莱夫的转卖能力。试验结果确定无疑的：他一无所获。
暑假的头三个星期，戴特莱夫和我总是每天下午见面。我们一般都是一起去弄钱。我干一些我以前从不会干的事。我像个小鸟似的，在大商店里行窃，尤其是偷一些能在“音响舞厅”迅速卖掉的物品。这样干一天也很少能弄到够买两针毒品的钱，不过我们尚未达到需要那么多毒品的程度。我们还没有到身体上依赖毒品的地步。有时碰上“断顿”的日子也不要紧。
暑假的后半部分时间早已定好了。我将去外婆家度过，我外婆住在汉斯的一个小村庄里。这多少有点奇怪，但我一想到既可以看见我外婆又可以到乡下去，就高兴极了。一方面，我又无法想象怎么能离开戴特莱夫二、三个星期，甚至不可想象要一连几天离开“音响舞厅”和城市的灯光。然而另一方面，我又很高兴能重新见到那些从不知道什么是毒品的乡下年轻人，很想去骑马，游泳，等等。总之，我不再清楚我是哪一种人。
我不知道我已分成了两半，变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我给自己写信，更确切地说，克丽斯蒂娜给维拉写信。维拉是我的第二个名字。克丽斯蒂娜是想去她外婆家的那个14岁的女孩子，一个好孩子。维拉是吸可卡因的女孩。
我母亲一把我送上火车，我就只是克丽斯蒂娜了。一进我外婆的厨房里，我立刻就有完全到家了的感觉，就像我从未到过柏林似的。只要看见外婆坐在这间厨房里的安详和轻松的神态，我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这才叫厨房，壁炉里燃着火，有许多小锅和大锅，里面总是在炖一种好吃的菜。就像一本幻想书所写的一样。我感觉良好。
我立刻就跟我的表兄们和表姐们以及其他与我同岁的小孩子们混熟了。他们同我一样的确还是孩子。我很高兴又恢复了童心。我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以来我不再有童心。我把我的高跟鞋扔在角落里，外婆家的人借给我凉鞋；下雨时，又借给我胶鞋。我一次也没有用过我的化妆品。在这里，我没有什么可显摆的，也无须让什么人佩服。
我经常骑马。我们组织了许多竞赛，走路的或骑马的。但我们最喜欢去玩的地方还是小溪。我们长大了，我们修筑的小水坝现在规模也很可观了。小水坝拦起了一个真正的人工湖。晚上，我们在堤上凿穿一个窟窿，一个至少有三米高的瀑布就落到小溪里。
其他的人当然问我有关柏林的事情，问我在那儿干什么。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我一点也不愿意想起柏林。简直不可想象，我居然不想戴特莱夫。我本来打算每天给他写信，结果我一次也没有写。有时到了晚上，我试图使自己去想他，可是我似乎连他的轮廓也想不起来。我觉得他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我却不懂那个世界的信息。
后来晚上躺在床上时，我焦虑不安。我眼前老是晃动着“音响舞厅”里那些家伙们的幽灵般的面孔，我想不久我就应该回柏林。我对柏林害怕极了。我心想应该请求外婆把我留下，但是用什么理由呢？又怎么向我母亲说呢？必须把一切坦白出来。但是这样做我下不了决心。假如我告诉外婆，她的外孙女注射海洛因，她立刻就会气死。
因此，我应该回柏林，柏林的嘈杂声，灯光，喧哗，我以前喜欢的这一切，现在却让我很恼火。晚上，嘈杂声使我不能入睡。我去选帝侯街时，来往的车辆和人群使我惊恐万分。
开始，我甚至不试图使自己重新适应柏林的一切。我知道返校一个星期后，我们全班要去黑森林呆几天。我时刻想着买海洛因；因为我有了钱，我外婆给了我50马克作为礼物。我也没有去找戴特莱夫。听说他已经不去“音响舞厅”了。
我对这次旅行很高兴，但是两、三天以后，我感觉不舒服，我每次饭后肚子都疼，出外游玩我累得精疲力尽。我们坐公共汽车去参观苏查尔的巧克力工厂，凯茜坐在我旁边，她突然对我说：“哟，你脸色蜡黄，你有黄疸。”这下可好，我很清楚，所有的吸毒者都会得这个病。由于吸毒者们经常轮着用注射器，针头和针管不干净。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海洛因，我也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注射毒品时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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