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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关掉灯，再次拉我躺下来。我乖乖地躺下来了。
第八部分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玲姐的交往可以用平淡两个字来形容。她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样。也许，她觉得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只需要拿出耐心和时间来等待变数。我也不敢轻举妄动。虽然她答应我暂缓跟老易结婚（原定春节），但真正怎么样我要等到春节才知道。况且在此之前的折腾，我消耗也不小，也需要休息一下。
一些零星的温存和冷漠分布在漫长的平淡里。我努力用工作来对付平淡。那些工作本来就是需要做的，现在变得更需要做了，因为它不仅可以增加我的筹码，还可以转移我的焦虑。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能一刻不停地在这座城市里跑来跑去。但只要有空，我还是会去玲姐那里看看她。我觉得应该保持小规模的浪漫攻势。有时候我会为她写一首小诗，或一首歌词，或几句话，就写在卫生纸上，她的记帐簿上，她常读的电视报上。有一个傍晚，我还把折叠餐桌搬到了阳台上，铺上一张新桌布，拿出葡萄酒和两只水晶玻璃杯，点上了蜡烛。然后我坐在烛光里等着她。外面下起了雪，雪片轻轻扑打着包封阳台的玻璃，像在轻柔地絮语。
整个冬天我都很忙。随着互联网投资持续升温，钞票跟雪片一起落进了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我得时刻准备着出门抓几把。公司里多数销售员都不是通信专业出身，对通信系统产品的了解，往往不及客户的技术人员，沟通起来困难比较大。看见我和几个专业出身的同事连连得手，有些人就去销售部经理那里吵闹。经理只好决定，做互联网这一块的，必须一个专业的和一个非专业的组合在一起。我挑的搭档是粘糊小妹。
再次见到粘糊小妹的时候，她脖子上围着一条暗红色的围巾。走进了有暖气的办公室，她也不把围巾取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因为和阿伍的事吞过两次玻璃，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不得不把她的喉管切开，她的颈子那儿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知道这些后，我每次看见暗红色的围巾都不舒服，像看见了凝固的血一样。粘糊小妹自杀未遂的事件给我震动不小，让我面对许可佳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我既想把话说清楚，又不想伤着她，结果总是迟迟进入不了主题。
这年冬天，我跟许可佳不时见一见面，去各种时尚的餐厅里吃一吃饭。有时候我很不愿意相见，面对她，我心理压力很大。她在那种特定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门前，像一个火堆出现在一只快要冻僵的动物面前。我生病期间虽然没有跟她怎么样，也没有明确关系，但我不能不承认我跟她已经有了历史遗留问题。要想解决，就必须见面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可一旦见了面，我却又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让她平和地接受我的想法。常常是她问几句，我答几句。我不忍对她太冷，太狠，我深知太冷太狠她受起来是一种什么滋味。如果她因为我而留下身体创伤或心理创伤了，我觉得那真是一桩罪过。
有时候许可佳会来我的住处看看我，不过没再在我这里过夜。上次我生病的时候，她在我这里住过两个晚上，她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像要杀了她一样。她父亲还为此跟她母亲吵过一架，两个上了年纪的人都在客厅里蹦蹦跳跳的，据说最后是她母亲赢了。许可佳告诉我：“我妈说，想住在外面尽管住，只要我结婚的时候还守身如玉，家里就多我送一万美金。”接着，她转了转眼珠，告诉我最近她天天思想斗争，盘算着这笔买卖值不值得。虽然我对她母亲顿生敬意，但许可佳的话仍然让我心惊肉跳的。她不用亲密行为紧逼我的时候，我觉得她可以算是一个很令人温暖舒服的朋友，可要是哪天万一不小心，让许可佳在我的床上完成了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的转变，我不跟她结婚我简直就要从人变成不是人了。 我心里非常清楚，这种不小心是很可能出现的。有一次她坐在床上吹一只避孕套（她说是她妈妈从医院里拿回来送给她的），吹成一只气球扎起来，然后一次次抛向天花板，有那么几分钟我差点希望自己不是人。有个声音对我说，可以做点什么，跟这个女孩一起做点什么不正是玲姐希望的吗？几分钟后，我觉得自己这么想太卑劣了。又是几分钟后，我对这种道德的自戕失去了兴趣，因为道德的自戕太容易了，也太脆弱了。幸好那只吹鼓的避孕套及时爆掉了。
打这以后，我尽量不让许可佳上我的住处来考验我的意志，虽然每次拒绝都不是很坚决，但也够生硬的。一想到我生病的时候她来照顾我，我就没法子做到很坚决。坚决果断不是我的性格特点。我希望时间能帮我慢慢把关系转化为一般朋友，帮许可佳慢慢明白我的心意。这看起来也像是缓兵之计。可比拖更好的办法我不知道。有时候我真羡慕有些人身上那股快刀斩乱麻的狠劲和利索劲。
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看书，许可佳突然笑嘻嘻的爬上了床。她抱着我，说要跟我好好谈一谈。看样子她是有备而来，我心里跳了一下。我马上联想到我跟玲姐那天晚上交手的情景：壁灯的灯罩把淡淡的光线聚在床上，四周一片幽暗，让那张大床看起来很像舞台，也很像技击场。
很久以后我知道她这一天果然是有备而来，她身上又揣着避孕工具。这次她想把跟我的事明确敲定，不想再不清不楚地拖下去了。
我挣脱许可佳，跳下了床，坐在沙发上。我觉得我不能在床上跟许可佳谈她要谈的事情。那次我在床上跟玲姐交手，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天我应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的，如果换一个交手的地点，如果不是在那张床上。有一本古籍上记载了一种说法：床，天生就是女人占优势的地方。床是女人的庇护所，是女人忠实可靠的同谋。男人要站着说话才有力量。至少得坐起来。躺在床上跟女人交手，男人十有八九得丢盔卸甲。
看见我坐到沙发上去了，许可佳噘着嘴溜下了床。她叉着腰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不知道她跟什么人聊起了天，聊着聊着她的眼睛就红了。后来她把上网电缆拉到了洗手间里。她坐在马桶上，抱着笔记本电脑，边哭边聊。我在洗手间门口转了转，听见她敲击键盘的声音，听见她鼻子里发出的抽泣声，我有点心烦意乱。我走到楼下的雪地里转了好几圈，第二天出去跑业务的时候，鼻子里不时流出一点清亮的鼻涕。
有时候我很想请教一下粘糊小妹，我该怎样做才不会引起许可佳的激烈反应，可一看见粘糊小妹那副憔悴的样子，又觉得自己这么问太过份了。后来，我感觉粘糊小妹苍白的脸色和暗红色的围巾太影响我跟客户谈判的情绪，隔几天我就让她在家里休息一下。粘糊小妹也很乐意，反正我每做成一单，财务部都会自动分成给她。
这年冬天，我一连做了十几单。有时候走在街上，望着漫天飘飞的雪片，感觉自己比以前更喜欢北京的冬天了。我本来就觉得北京的冬天比南方小城的冬天好过。赚了点小钱后，我一高兴，就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来北京过春节。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北京，一高兴，就提前两个星期来了。没来几天，他们就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连几乎没人扶过的楼梯扶手也擦得干干净净的。
望着父母在一起做家务活，有说有笑的，我心里很宽慰。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和睦相处过。离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像离婚以前一样不停地吵架。现在，父亲心中的烈火似乎已经熄灭了，母亲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要强了。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两位老人似乎到了晚年才发现了平淡生活的价值，有重归于好的趋势。一天晚上，我跟父亲睡一间房子，问他有没有可能跟母亲复婚。父亲很有点不好意思一样，把头扭向一边，说他没意见，就是不知道母亲的想法怎么样，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提出来。我马上走进母亲住的屋子，告诉她父亲想跟她复婚。母亲的眼睛像少女一样亮了一下，接着呸了一声，让我不要瞎操心，“你把你自己的事操心好就行了。”接着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我告诉她要想在北京成家，得先挣够成家的本钱。母亲点点头，开始抱怨北京的房价和菜价，接着抱怨我父亲不中用。她说他要是早点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挣下一百万什么的，我在北京的亲事也会好办得多。听她这么说，我赶紧打岔扯别的，然后赶紧收住话头去睡觉。
周末的一个下午，许可佳突然来了。
上午，她打电话约过我，我告诉她这几天有事，当时她没说什么，没想到下午她就突然敲门了。我向父母介绍了许可佳，只报了她的名字。许可佳似乎毫不在意我这么简陋地介绍她，她拉起我母亲的手就聊开了，很快又拉起我母亲的手逛街去了。我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把我母亲哄得那么高兴的，这天母亲给她买了两件衣服，还把祖传的一对耳环从耳朵上取下来一只，送给了她。另一只，逛街回来后母亲悄悄给了我，要我在结婚的时候再送给许可佳。母亲笑着对我说：“这姑娘乖，说话像电视里的人儿一样。”我有点给吓着了，说：“你不要乱来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母亲问：“你生病的那几天，是不是她住在这里照顾你？”我说是，不过不是我要她来的。母亲说：“那我不管，反正我喜欢她。你不讲良心，妈替你讲良心。”
母亲这一番话说得我有些羞愧。对许可佳，我心里一直盘踞着一些类似歉疚的东西。我也想为许可佳做点什么，弥补一下，但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母亲对许可佳这么热呼，我就当是替我做了一些吧。做晚饭的时候，许可佳走进厨房里去给母亲帮忙。听见厨房里不时传出她们的笑声，我耳朵里又一阵阵发麻。我真恨自己没本事把我和许可佳的事处理妥当。
很久以后，回想起这天的情景，回想起我跟许可佳交往的历史，我闷闷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挤着自己的太阳穴，我问自己：你怎么就这么软弱啊？我真觉得自己不可理喻。除了已经揭示出来的原因，应该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可我就是想不起来。现在，我坐在电脑前，试图看清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发现还是有一些地方看不清。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具备完全理解自己的能力。
晚饭后，许可佳陪我父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听见她提出来明天可以陪我父母游览北京城里城外的名胜古迹，我父母都很高兴，我心里很不安。他们正商量着游览计划时，我把许可佳叫到了另一间屋子，告诉她我父母年纪大了，一般睡得比较早。许可佳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说：“我只顾着傻高兴，把老人家睡觉的时间搞忘掉了。”
送许可佳下楼的时候，我看见许可佳的耳朵上晃荡着我母亲送的那只耳环。那是一只镶有祖母绿宝石的耳环，是我母亲出嫁时，我外婆送的。虽然不算名贵，但意义非同寻常。我很想要回来。我陪许可佳走出了小区，一直没想好怎么开口。听着积雪上的脚步声，我心里一点一点变冷变硬了。走到了大街上，我有了主意。
我对许可佳说，耳环有点问题，我母亲忘了告诉她，套宝石的箍子不牢实，得修一修。
许可佳站住了，说：“是吗？”她取下耳环，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看了看，“挺牢实的呀。”
我说：“看着牢实，不定哪天就掉下来了。上次宝石掉下来，我母亲找了好几天才找到。”
许可佳说：“那我拿去换个箍子好了。”
我说：“最好是换个箍子。不过也可能是我母亲的那一只有问题。反正一只换了，另一只也得换。两只得弄成一样的。”
许可佳笑了，说：“没事，哪天我都拿去换好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对她说：“你给我，还是我明天去修吧。”
许可佳说：“看你不放心的，好像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一样。”
她笑着把耳环放在了我手心里。放下前，还往上提了一下，才放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父母出了门，去长城和几座皇陵看了看。出门的时候母亲问我许可佳怎么没来，我跟母亲瞎扯了几句。母亲皱起了眉头，没说话。路上，许可佳打来一个电话，问我们怎么提前出发了，我走到父母听不见的地方，跟许可佳瞎扯了几句。她问要不要她赶过来，我说不用。
打完电话，我呆呆地望着长城，这么短的时间就说了这么多假话，不知道以后还要说多少假话才能补上，心里真是不爽。我不是故意矫情。如果把我过完22岁生日后我说的假话都收集起来，堆在一起，就会看清楚这一年我的人生态度到底有多大变化。很久以后，我看到了一条为假话辩护的名言：适当说一说假话是善良的表现，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接受真实的能力。从此以后，我觉得越来越不便反对这种说法。
从长城和皇陵回来没几天，我和许可佳在海洋馆的水下餐厅里吃过一次海鲜。许可佳突然问我耳环修好了没有。我假装没听见，像是被鱼吸引住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鱼在许可佳的脑袋旁聚成一团。许可佳顺着我的目光瞧了瞧，用筷子敲了敲玻璃，那些鱼立刻像受惊的鸟群散开了，各自飞得远远的。许可佳回头又问了我一遍耳环的事。我只好又拿假话来抵挡了，我告诉她，耳环被我弄丢了。
许可佳张着嘴望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在空气中弯成了一个又一个问号。很快，她笑了，问我是怎么弄丢了的。我脸上在发热，呼吸困难起来了，感觉很需要潜水员头上戴着的和背上背着的那一套东西。搓了一会儿脸，我很不情愿地编了一个故事，说耳环是在地铁里被人偷走的。
许可佳笑出了声，安慰我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第一，丢了东西又不是丢了人了；第二，偷东西的人又不是你。”见我还在搓脸，许可佳讲了几个海底生物有趣的故事。我配合着笑了笑，很感激她没有继续说耳环的事。
此后，我和许可佳还去冰封雪冻的什刹海吃了一次韩式烤鱼，去东方广场回转寿司吃了一次日式生鱼片。显然，许可佳每次挑餐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顺着我的嗜好和口味。我呢，宁愿顺着她的意思，跟她在外面吃吃饭，也不希望她常去我的住处跟我父母搅在一起。我想等父母走了，再跟许可佳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说清楚，否则她闹腾起来，我母亲定会帮她，那时候我可真是里外不得安神。当然，跟她左一顿右一顿的吃着喝着，理由不止这一条了。其实有时候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我还是有点开胃的。我很少见到像许可佳那样热爱食物的女孩，她有时候吃得稍嫌放肆，还偷偷松一松皮带什么的，脸上和衣服上沾着油渍，她那副吃相的确能让人感到生活是值得享受的。那一阵子，因为玲姐的事一直悬着，我心里很不踏实，跟许可佳在一起说说话，吃吃饭，只要她不逼我太紧，我多少能感到一点放松和安定。好在大多数时候她有理有节，进退得度。
见许可佳很少再来我的住处，有时候我母亲会在餐桌上问起来，问我和许可佳最近是不是在闹别扭。我总是跟母亲瞎扯几句，搪塞过去。每次跟母亲在一起，我都有点担心她会突然提起耳环的事，幸好，母亲好像忘掉了她给过我耳环。没说的，我又欠了许可佳一次情。如果许可佳把我编的故事告诉了我母亲，接下来的麻烦我不愿意去想象了。
这一天正吃着饭，母亲说：“有一件事我这几天一直想问问你，总是给忘掉了。”我的耳朵像给敲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我望着母亲。母亲说：“我听可佳讲，你在北京还有一个表姐，我怎么没听说过一样？”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什么表情。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我走开了，走进厨房里给父亲盛了一碗饭。我在桌子上扫了一眼，发现父亲的饭碗空了，就端起来走进了厨房里。我慢慢添着饭，脑子里迅速转开了。具体转了些什么，现在也没法子一条一条理顺拿出来。按理说，我首先要确定的是：说不说谎？但我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厌烦许可佳，觉得她不该这么东说西说的。接下来，我意识到此刻没有时间去厌烦许可佳，我应该决定是不是对母亲说实话。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应该说实话。可是，说假话的念头很快又占了上风。我觉得说假话省心。父母那一辈的表亲本来就多，我编一个故事并不困难。我可以在母亲和玲姐之间放上七大姑八大姨，把水搅浑。为了安全起见，我还可以往其中放一两个跟母亲关系不好的姑姑，再放一个死去多年的表姨，让母亲无从查证。一下子说不清为什么，编这么一个故事让我心里堵得慌。也许我实在是不愿意把春节前的这一周变成“谎话周”，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
从厨房里走出来，我决定不说实话，也不说假话。我决定不把真相说完整。我告诉母亲：4年前我在棋院里认识了一个比较年长的女人，她今年40岁了，一直比较关心我，照顾我，帮我找工作，还帮我找女朋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向别人介绍我们的关系时就省事说是表亲了。
母亲轻轻拍了拍脑门子，笑了，“我说呢。我把头想痛了也没想出这门子表亲来。还以为记性不行了呢。”闲扯了几句，母亲问父亲：“人家这么照顾天儿，你看是不是该请她吃一顿饭呀什么的？”
父亲说：“那是应该，那是应该。”
母亲说：“天儿，你爸爸也说应该请人家吃一顿饭呢，你看哪家馆子像个样子，价格也合适？也别太便宜了，省得人家说我们小地方来的人小气。”
父亲点点头，说：“第一次大方些，那是应该，以后熟了，就在家里吃点什么都不要紧的。”
我心里一阵感动，说：“她也不是那种讲排场的人，要聚一聚，就家里聚吧。”
母亲说：“那不行。妈也不是一定要讲排场，妈的手艺你是知道的。嗯，这回妈跟爸出钱请，是妈跟爸的一点心意。这回你就不要管了。你只负责约人。”
饭后，我走到另一个房间去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把饭桌上发生的事讲了一遍。玲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最近怕是没什么时间啊。”
我说：“我妈这个人你还不清楚，你要是不来，她肯定要亲自找你去的。”
玲姐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吧。这一顿我来请。我也应该尽一尽地主之谊。”
我说：“我觉得谁请谁是次要的，聚一聚再说好不好？”
玲姐笑了，说：“我现在要说不好，怕是也不行了。”
春节前的那一阵子，玲姐所在的单位酒宴不断，我听见玲姐在电话里算日子。末了，她定在了腊月二十七号中午。地点在前门烤鸭店，那儿是在北京工作的人请外地亲戚朋友吃点上档次的饭时，一般会首选的地方。我没什么意见。挂断电话前，我本来想说点别的，后来又觉得这会儿没什么更多的话好说，就挂断了。挂断后，还冲着电话笑了笑，望着窗外舒了口气。窗外，大雪静静飘落，一派祥瑞。
随着春节的临近，我所在的销售部也有一些应酬。除非请的是跟我有直接关系的客户，一般我能推的就推掉了。许可佳几次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去她家吃年饭，我告诉她节前忙得要命，她似乎有点生气，我也只好由她了。得着空子，我就去玲姐那边看一看。玲姐肯答应跟我父母在一起吃饭，我就像提前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心态平和多了。但我有时候还是担心中途有什么变故。每次去她那边，四处看看，看见没什么异常迹象，我才会觉得又平安地过了一天或两天。有一次在她那边住了一夜，回来母亲盘问了半天。后来因为不愿意说谎，再晚也回家了。
腊月二十七号一大早，粘糊小妹打电话来跟我借钱，说她想把阿伍保出来过年。我这才知道阿伍被关进了局子里。我很久没跟阿伍联系过了。见着粘糊小妹后，听她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原来，我让粘糊小妹在家休息的那段日子，她闲得发慌，就想跟阿伍一起出去做几单。一家私营企业有个中年女老板有下单的意向，阿伍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床上。阿伍就是在床上赤条条地给警方逮住的，原因是女老板的丈夫十几个小时前被勒死在汽车里，阿伍成了嫌疑犯，现在已经给关了半个多月了。女老板托人带口信，说只要阿伍承认她丈夫死的前后个把小时，阿伍跟她在床上，她就出钱保他出来。可阿伍觉得人命关天，没有答应。粘糊小妹讲这些事时，笑嘻嘻的，让我弄不清真假。我问她为什么不找阿伍的弟弟要钱，她说，阿伍的弟弟不肯管他。阿伍跟女老板来往的那一阵子，阿伍的弟弟就发过脾气骂他胡闹，要他跟女老板分手，正正经经跟粘糊小妹谈恋爱。有一天，阿伍的弟弟找到阿伍，要他立刻打电话给女老板说分手的事。阿伍说：“你说分手就分手啦？那我成什么啦？我本来今天要分手的，你这么一说，我就不分手了。就算是搞包办婚姻，又哪有弟弟来包办的？”就这样，两兄弟不来往了。
取出钱，见时间还早，我决定跟粘糊小妹一起去接阿伍。进了局子大门，粘糊小妹一路跟警察打着招呼。我对她说：“看来你在这里下了不少工夫，但愿阿伍没事后，你们能好好的在一起。”粘糊小妹眼睛红了红，说：“以后的事儿可说不准，我只是觉得他有难，我不帮一把，心里过不去一样。”她这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这次一共交了八万，粘糊小妹出了五万，剩下的我出。粘糊小妹那五万里也有一些是阿伍的，阿伍被拘留期间，跟局子做了一单50部大功率对讲机的生意，还卖给几个看守几部手机，粘糊小妹只是负责跑跑腿。隔着铁栅栏，我看见阿伍正踱着方步，脸色红润，气度雍容，看起来在里面没受什么罪。看见了我，他朝我笑了笑，还双手抓着铁栅栏使劲摇了摇。
从局子里出来，阿伍对我说，他以后一定会回报我的。我笑了笑。8个月后，他跟袁大头联手发动技术部的员工签名，抵抗我回技术部任经理。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他从局子里出来的那天，他说过什么。他马上把签名簿掏出来，当着我的面撕得粉碎，说：“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了，这一单两清了。”我朝他点头微笑，觉得这位学兄又给我上了一课。
跟阿伍和粘糊小妹分手后，我打车直接去前门烤鸭店。路上给母亲和玲姐各打了一个电话，父母正要出门，玲姐已经出了门。母亲说：“上午可佳打电话来，我顺便让她也去前门烤鸭店了，一起请了省事。”
“妈呀！”
“你叫唤什么，主客是你们的介绍人，请可佳作陪也是正该的。成不成是以后的事，谢不谢是今天的事。”
“好好好。回头再说吧。”
我挂断了电话，觉得好好的一顿饭叫我母亲弄变了味儿。可已经这样了，跟她多说无益。我赶紧给玲姐打电话，解释许可佳要来吃饭的事。
玲姐笑了，说：“我怎么觉得跟鸿门宴似的？到头来还得我埋单，我可真会做冤大头！”
我说：“你放心。”
“我倒没什么不放心的，冤大头就冤大头吧，做到家好了。”
“嗯，没人吃得了你。有我在呢。”
玲姐又笑了，说：“你啊，你只要老老实实呆着，不胡闹我就谢天谢地了。”
“好吧，反正我是怎么回事，你是知道的。”
“知道归知道，唉，不说这个了。”
到了前门烤鸭店，进了包间，我看见玲姐正跟许可佳坐在一起研究菜单，脑袋挨着脑袋。听见脚步响，她俩抬起脸朝我笑了笑，几乎同时说你来啦。看见两个脑袋挨得那么近，像一张合影照片似的朝我微笑，这一幕真的如同幻觉。我仿佛看见火柴跟炸药搁在了一起。跟玲姐的眼光一碰，心里颤动了一下。再跟许可佳的眼光一碰，脑袋里嗡嗡的。我迅速冷却，收拾着自己纷乱的思绪。勉强笑了笑后，我说我去门口接我父母，就退出来了。
站在烤鸭店的门廊里，望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静静飘落，我感到浑身燥热。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炮竹爆炸的响动，眼前不时有人嘴角挂着油光和新春祝辞出出进进。穿旗袍的礼仪小姐睃了我两眼，瞅着没别人的时候就不停地搓手，呵气，蹦跳。我朝她笑了笑，她问我是不是在等什么人，要我把包间号和来人的特征告诉她，然后要我进去，“外面太冷了。”我说不冷不冷。她的脸马上冷下来了，站得直直的不再搭理我。我走开了几步，走进了雪地里，本来只是想在行走中张开身体透透气，没料到走上了瘾似的，越走越快。后来干脆往地铁口走过去，真想坐进地铁一走了之。
手机响的时候，我快到地铁口了。是父亲打来的。父亲问我哪里去了，说他正站在烤鸭店门口等我。见到了父亲，我说我以为他们会坐地铁来的。父亲说：“我本来是要坐地铁的，你母亲非要坐出租车。也好。”看见他手上拿着的是许可佳的手机，我问是不是许可佳接着了他们，父亲说是许可佳和玲姐一起接着的。上楼的时候，父亲拉了拉我的袖子，说：“儿子啊，你妈妈要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吃年饭，你要是乖乖的不闹脾气，她就封个大大的红包给你压岁。”
我哈哈一笑，走进了包间，三个女人六只眼睛齐刷刷地瞄准了我，我顿时感觉如同置身前沿阵地。我坐下来，玲姐率先开始取笑我，说我真的还是个孩子，一到过年就高兴得昏了头，到处乱跑，也不怕跑丢了。许可佳附和着笑。母亲也笑，说：“我才不担心他会跑丢呢，这年头的孩子，自己跑是跑不丢的。”看见三个女人都在笑，空气中隐约有炮竹爆炸之后的那种淡淡的火药味，我多少放松了点，如果她们过份其乐融融的，我会感到恐惧。
我最担心的是我母亲或许可佳会说什么让玲姐不高兴的话，玲姐拂袖而去，从此一去不回头了。对我来说，春节前的这几天本来就是让我神经过敏的日子，我是真的害怕会把多的事情搞出来。接下来的十几分钟，主要是母亲跟玲姐闲聊，北方的干冷和暖气，南方的阴冷和湿气，如此等等。当母亲突然把话题转到玲姐的背景上去时，我的心又一下子提起来了，隐隐地感到了亲人的可怕。
母亲问：“你怎么还是一个人啊？你先生呢？你孩子呢？”
我马上打断了母亲，说：“你还让不让人家的嘴吃菜啊？”
母亲笑了，说：“这孩子！我们是几十年不见的表亲么，见了面自然要拉一拉家常的。”
我说：“以后有的是时间扯这些，就怕扯得你不爱听了。还是先吃饭吧。”
玲姐笑了，说：“他就是这样，他不爱听的，就不要别人说。”
我说：“不是我不爱听，回头我再慢慢告诉妈好不好？”
母亲笑了，说：“好，好。怎么样都好。”
许可佳拿餐巾抹了抹嘴，也笑，说：“还是伯母一家民主，要是我爸爸妈妈，跟别人说话就不许我插嘴。”
母亲朝许可佳面前迅速堆起的一堆骨头瞟了一眼，又给她夹了一块烤鸭，说：“那是你懂事，乖，不像天儿，让我说句话都说不完整。”转头又对玲姐说：“瞧你给天儿介绍的女朋友多好，我们做父母的，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才好。”
我张了张嘴，玲姐抢先说话了：“他俩看上去是挺般配的。看见一个好小伙子，看见一个好姑娘，不由自主的就想把两个人拉扯到一起去，好像这是很多做女人的一大乐子吧。要说感谢的话，哪天我再做东，把许可佳爸爸妈妈也请来，那时候我们一起感谢他们生了许可佳这个聪明漂亮的丫头。”
我张嘴结舌，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脑子转得越来越费劲了，搞不清玲姐说这一番话的用意。想到来之前玲姐在电话里跟我打过招呼，要我老老实实呆着，我觉得，也许我这会儿还是老老实实呆着好，随便她们怎么聊。她们后来又聊到了表亲的话题上，母亲解释说：“上次听可佳提起小天有一个表姐在北京，我就半天没想起来，瞧我这记性，传回去要给人骂死！” 我正要插话，她们已经聊开别的了，还一边聊一边互相夹菜。每道菜上来，母亲都要不停地给玲姐和许可佳夹菜，有时候也给我和父亲夹一夹菜。然后玲姐站起来给每一个人夹菜。此起彼伏的。在这种亲昵的气氛中泡一泡，我渐渐松弛下来了。我给父亲敬了一杯酒，然后给大家一起又敬了一杯。女人们喝的都是果汁，在座的只有我跟父亲喝白酒。父亲不怎么说话，一直笑咪咪的，基本上是我敬一杯，他喝一杯。我们很快喝了不少。
正吃着，喝着，呱啦呱啦着，听见包间外面有个男人在叫玲姐的名字。玲姐答应了一声，沉重的脚步声走过来了。在一阵憨厚的笑声中，包间的门打开了一条缝，刚够一张胖脸塞进来。接着门整个打开了，一只很壮观的肚子进来了。
玲姐的眼睛只眨了一下，就把来人介绍给大家，她说：“这是老易。”
我脑袋里立刻有个炮竹爆炸了。玲姐接下来介绍在座的人时都说了些什么，我听得不是很清楚。我楞楞地望着老易，望着他的一只大手，那只大手端着一只高脚玻璃小酒杯微微晃动着。
后来我才知道，我给玲姐打电话说父母请她吃饭的事时，老易正在玲姐家里坐着。老易听见玲姐对着电话说要请客，就给了玲姐一张前门烤鸭店的贵宾卡。他在单位里虽然不是个领导，但资历摆在那，这种卡人家送了他不少。腊月二十七号上午，辖区内一些企业派人来机关送年货，处长就让老易陪这些人去吃一餐饭。老易想，不如干脆把这些人带到前门烤鸭店去，吃完后，顺便把玲姐的帐一块结了，回单位报销。吃到中途，他想到玲姐请的是一些表亲，从长远打算，他觉得自己过去敬一杯酒还是很有必要的。
轮到老易给我敬酒的时候，老易拉起我的一只手握着不放，说早就听说玲姐有我这么一个表弟在北京，一直想见没见着，今天终于见着了，心里真是高兴。
我努力笑了笑，说：“我也很高兴，今天我们要好好喝几杯，喝高兴。”
老易说：“在那边已经喝多了，见到了你就已经很高兴了。”
我说：“还可以再高兴一点嘛。”
老易犹豫了一下，随手拉了一张椅子过来，坐在我和父亲中间。他说：“我有高血压，心脏不太好，不过小天老弟这么有兴致，我就舍命陪三杯吧。”
第一杯喝得很平淡。他没有跟我说什么话，碰一碰杯就一饮而尽了。倒转杯子亮底，杯口聚了晶亮的一滴，缓缓落下，叮当一声掉在他面前的一只空碗里。他随即扭过头，搬出一些套话问候我父母。我父母跟他谈笑风生的。玲姐和许可佳也不时跟着笑一下。
我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膨胀。过了几秒钟，才明白自己是在生气。好像有很多原因让我生气，但每一条原因都像气流一样看不清，抓不住。
一个女服务生给我们斟上第二杯酒后，走出了包间，我看见玲姐跟着走了出去。玲姐介绍老易过后的这几分钟里，我一眼也没看过她。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不时从我的眼皮上、脸上和手中的酒杯上扫过去，我克制着自己不去看她。她太让我失望了。上次她要跟老易结婚的事，她说她不知道怎么跟我说所以拖下来了，我原谅了她。这次她串通老易来给我父母敬酒，且不论用意如何，事先连个招呼也不跟我打，也太不把我当人看了。我拿起酒杯，朝老易搁在桌上的酒杯碰了一下，一仰脖子喝干了。
听见当的一声碰杯的响动，老易转过脸看了看，笑了笑，张了张嘴，就把第二杯酒倒进了嘴里。他的嘴巴喉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那酒已经落进了凸起的肚子里。他撇开双腿坐着，肚子直接搁在了大腿上，浑身散发出一团热烘烘的酒气，让人烦躁。
服务生抱着一瓶白酒走了进来，打开瓶盖，给老易和我的酒杯仔细斟满。杯口几乎鼓起了晶亮的凸面。我望着酒杯，感觉胃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就像一只动物被弄醒了。我做了几次深呼吸，才算是镇住了它。此时我多少有点后悔老易进来前我跟父亲喝得太急，不过，后悔也没用，那是天命注定。我相信天命注定老易在走进来之前也喝了不少，从他身上的酒气，从他拿杯子的手微微晃动的样子，可以看出来。我对自己说，那就比一比天命是偏向你还是偏向我吧。谁在此前喝得多，都没话说。谁在此后倒下，也应该没话说。有几秒钟我脑子里塞满了这样一些不可理喻的想法。
我不是那种经常喝酒，但酒量还可以的男人。在我眼里，酒是有了灵魂的水，酒是融化在水中的火焰，遇到血会重新燃烧。当那些小小的火焰沿着血管在全身流窜，喝酒的人能感觉到躯体内发生的奇妙变化。但喝过了量，就是另一种奇妙了。毕业时跟同学最后一次聚餐，算是我第一次真正敞开了喝酒。大约喝了七八两，喝出了种种奇妙幻觉，把同学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后来有个女同学说那天晚上是我4年来最性感的时候，我莫名其妙，不过没忘掉她的话。男人能喝酒就是性感，我基本上当个结论记下来了。这天我主动挑战老易，我想潜意识中应该跟这个结论有关系。不过，这个结论在这一天起的作用应该是次要的，我主要是要跟老易比一比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先倒下去。
玲姐走进来的时候，我已经拿起了酒杯。玲姐说：“老易，我听见那边有人在向服务生打听你，是跟你一起来的人吧？他们好像要走了。”
老易哦哦了两声，说得送送他们。
玲姐笑了笑，说：“你们今天怎么也来了？真是巧。”
老易说：“嗨，这几天处座天天让我陪客吃饭，到哪里吃不是吃？到这里来吃也是一样的。我就把他们带这里来了。其实这几天谁还真在乎吃鸡还是吃鸭——吃的都是感情。”
玲姐又笑了笑。“那倒是。你进来的时候我还在纳闷呢，怎么这么凑巧。”
老易说：“说凑巧，也算是凑巧吧。凑巧就是走运。你今年会走运的，在座的今年都会走运的。”他拱了一圈手，站起来要走。我拉住了他，说酒还没有喝完呢。老易拿起了杯子，又说起了套话，祝我年轻有为呀前途无量呀等等。我回了他一句酒桌上的套话：“不说这些了，话都在酒里。”一碰杯，他喝下去了。我喝进了嘴里，心中一惊，又吐进了杯子里。我觉得我喝的不是酒，是矿泉水。招手把服务生叫过来，问这一瓶酒是怎么回事。
服务生慢慢走过来，边走边望玲姐。她站在我身边，问：“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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