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我仍出去遛弯，或坐在那儿装样子，时不时的，我会毫不费力地卖掉一套书，我每天只写四到五个小时，而且在开饭时总很乐意停工。通常，我翻阅卡片，挑选出一位住在不太远的郊区、新泽西的破房子或长岛上的有可能成为我的委托人的人，我这么做一半是为了消磨时光，一半是为了能不去写作。当我去那些肮脏不堪的地方时（只有发了疯的图书兜售商才会想到去那种地方），一些对我童年所热爱的地方的回忆经常会意想不到地印入我的脑海，这是联想的反作用规律在起作用。环境越平淡无味，这些不请自来的联想就会越稀奇、美妙。我几乎可以打赌，如果我早上去了哈肯萨克、卡纳西，或者斯塔腾岛上的破房烂屋，那么晚上我就会发现自己在希普斯黑德贝、布卢波因特或者波柯托潘格湖。如果我没钱做长途旅行的话，我会搭私人车，充分相信自己有运气遇见一位带着“和善的面庞”，并能在赌桌上帮我赢回饭费、旅费的人，我又在头脑里想象了，并不像以前那么兴奋，而是很平静的，像一名有大量时间和财力的记者。能让想象中的事发生是多美妙啊！在旅行时，我不时地遇见一两个偏僻的小镇。我会随便挑一家商店（是大商店也好，小铺子也罢，那没有关系），然后开始我兜售生意的游说，我根本不想做生意，也不是像他们说的“使技能不荒疏”，不，我只是好奇于我的话对任何人都不起作用。我感觉我是从外星球来的人。如果可怜的受害者不愿再谈论我的活页百科全书优点的话，那么我就说他的语言。不另行安排它是什么，即使是僵尸也好。我经常发现我和一位与我毫无共同之处而志趣相投者共进午餐，离我自己越远，我越肯定我会有灵感，也许哪天，决定会在一个句子当中作出，然后我就逃走，去寻找那美好、确实存在的过去我知道的地方。问题是如何回到那个地方，并重新成为以前的我。一个充满惊奇的奇怪游戏！有时我像一个孩子，穿着大人的衣服回到我的房间。是的，有时我像小亨利，像他一样地思维、感受、行动。
经常在世界边缘与完全陌生的人谈话。她们俩，莫娜和“斯塔西娅”的形象会突然进入脑海：怀里抱着她们的木偶穿过村子或走过一家博物馆的旋转门，然后，我会压低嗓子对自己说奇怪的事。我会微笑着这么说：“我从那儿进去！”在暗淡凄凉的外围，在一群傻瓜笨蛋之中徘徊。我有一种被隔离的感觉。关门时，我总有一个印象，门在我身后被锁上了，我必须寻找另一条回去的路，但是回哪儿去呢？
这两个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闯入的形象有些怪诞、荒谬。我看见她们两个穿着古怪的服装——斯塔西娅装着工装裤和一双土里土气的鞋，而“珍稀”女士则穿着她那飘逸的斗篷，头发技散着，像马鬃，她们总是一起说话，而且说不同的事；她们做奇怪的鬼脸和手势；她们以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走路，一个像麻雀，另一个像黑豹。
每当我沉浸在童年时光里时，我不再是处在外部，处在边缘了，我在温暖的内部，像一只小虫在成熟的果子肉心里一样。我可能站在老沃特大街十四号安妮·麦肯的糖果铺前，我鼻子顶在玻璃上，看着那些巧克力包的“士兵”，眼里闪着光。
在我的意识里还根本不存在“世界”这个抽象名词。每一件事都是具体、真实、有特色的，但却不能完全描写叙述出来，我是这样，其它事物也都是这样，空间是狭小的，时间还不存在，安妮·麦肯经常靠在柜台上，把糖果塞到我手里，然后笑着拍我的头，夸我是一个多好的孩子，有时她也会跑到街上和我吻别，虽然我们只隔着几户人家。
当我感觉处在边缘而心境又很平和时，我希望有人能像安妮·麦肯那样对待我，也许我逃回童年那遥远的地方只是为了去接受那块糖果、那微笑以及那让人发窘的吻别，我是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一心只想回到过去的人。他对过去曾给过他的东西记得太清楚；他从不考虑自己会去给予什么。这一世界正在以令人难以觉察的速度变着质，可这一变质过程实际上是从一个人想到“这一世界”这个名词时才开始的。
一位图书兜售商奇怪的想法，奇怪的漫游，在我的公文包里锁着能打开全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还有智慧，像离此只有四十英里之遥的温彻斯特一样。这世上没有比知识纲要更乏味的东西了。我一定是个傻瓜，在那里大谈马让第氏孔、红外线、每个细胞里的细菌。一个怀里揣着留声机的大傻瓜都会做得比我好，在地铁、无轨电车上阅读关于普鲁士创立者普鲁斯特的文章简直是在无益地浪费时间！不得已再看或者听那疯子说“憎恨自己的祖国，等着它被歼灭是多么美妙啊！”都比那要强得多。
是的，我的公文包里塞满了假人、绷带和其它各类道具，而且我还经常携带一本书。这本书更如同囚犯在脚底的纹身一样，离我的现实生活实在是太远了，“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而你却想吃饭了！”在沉闷的荒地里，这样的句子从书中出现会影响我一天的情绪，我会发现自己不断地把书砰然合上，像受了惊的山羊一样跳起来，大叫：“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然后便冲出去，也许是身在他们抛弃了我的沼泽边，或在乡下那无边无际的像书似的房屋的第一间边上，或在疯人院门口，没关系，总是那么反复着，头低着，颌部剧烈地动着，发出哼哼的声音，高兴地尖叫，反复地思索、发现、幻想，只是因为这突然出现的句子。尤其是“你却想吃饭！”那半句。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发觉是谁首创了这一美妙的感叹，我所知道的，而且确实有关的是我又重回了普鲁士；和我的同类们在一起。我完全被上帝是否存在这个深奥的问题所吸引了。
几年之后，我能回答吗？为什么上帝存在呢？可以说只在昨天，我才找到作者的名字，而且在同时，我发现了另一位当代作家，一位撰写他的祖国——伟大的俄国的作家，他说：“我们处于那些，这么说吧，那些只为了给世界上一堂课而存在的国家之列。我们不进入世界组织。”
但我并不想谈论昨天或前天。我要谈论的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时间，这种时间和其它时间一起，充满了我每日的空隙。
船和人的道路总是婉蜒曲折的，酒鬼们像行星那样按曲线行走，但没有目的地的人是在上帝存在的时空中，在只属于他的时空中行走，“现在，”——不可思议的字眼！它总在那儿。可以说是和伟大的创世者在一起，明白吗？好，现在是白天，让我们说：“你想吃饭吗？”马上，星星开始奏乐，驯鹿用脚刨着草皮；他们的蓝眼睛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飞快地穿过乃弗斯基景园。我正在通往内圈的路上，胳膊下夹着我的公文包，手里拿着一小包糖果。那是安妮·麦肯的礼物，一个严肃的问题刚刚提出：
“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
我总在这一瞬进入，现在我是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换句话说，是在上帝的时间里，总是在“现在”。听我这么讲你也许会以为我是路德教的成员——圣爱乐路德教。我不需要改变自己；因为我一开始就很合拍，我的特点就是非常坦率。我不赞成以给世界上课为目的的体制。它应该宣布学校放学了。
同志们正在休息。直到我下令，炸弹才会爆炸，我右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左边是安娜沙玛大帝，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是凭借一些惊人之举脱颖而出的，我是唯一“没有公文包”的，我是一名外国人；我来自“边缘”，那就是说，我是从充满麻烦的地方来的。
“同志们，有人说我们被问题困扰了。……”（我总以这套话开头。）在我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前，我冷静地、自信地向四周看了看，“同志们，让我们把全部注意力放到那世界范围的问题上——”
“那是什么？”安娜沙玛大帝大声问。
“那不过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会存在吗？”
在一片“荒唐！”、“垃圾！”声中，我心里感到很舒畅。因为我说出了深藏在内心的神圣的话；因为我无法去证明。我不得不去背诵我刚死记硬背下来的东西，我们聚在一起，并有权谈论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对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结论性的证据，证实了我们正在上帝面前晒太阳取暖。我又回到了那永恒圣殿。那个“食物”一词经常被提到的圣殿，我又回到了那儿，因为：
“而你却想吃饭了？”
我现在非常热诚地对同志们演讲，“为什么不存在呢？”我开始，“难道我们能通过吃光他提供给我们的食物去伤害他吗？难道你们认为因为我们填饱了肚子他就会消失吗？吃吧，我请求你们，尽情地吃！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正无时无刻不在展现自己。你们想去解决他是否存在的问题，没有用的，亲爱的同志们，很久以前，甚至在世界存在之前它就已经决定了。理智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一个问题，那么一定会有什么实际的东西促使了它的出现，我们并不能决定上帝是否存在。是上帝决定我们是否存在（‘你这家伙！你难道没什么可说的吗？’我在安娜沙玛大帝耳边大叫）。我问你们，得出答复之前是吃还是不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吗？一个挨饿的人会去辩论他吃面还是不吃吗？我们都在挨饿：为给予了我们生命的东西挨饿受渴，否则我们就不会聚在这儿了，试想，单凭一个‘是’或者‘不是’便能永远解决这一伟大的问题难道不是发疯吗？我们……（我停下来，转向我右手的一位。
‘你，弗奥多·米哈依洛维奇，你没什么话可说吗？’）我们聚在这儿并不是为了解决荒谬的问题。我们来这里，同志们，是因为在这间房子外面，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提到那神圣的名字。我们是百里挑一的，我们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团结起来的，上帝愿意看到孩子们受苦吗？人们在这儿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罪恶有必要存在吗？人们也许会问这个问题，他们也许还会问：现在在这儿，我们有没有权利期待一个天堂，或永恒是否比永生要好？我们甚至可以争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具有神的本性，还是人与神本性两者合谐的统一。我们都经受了比一般人更多的磨难；我们都已经完成了一个高层次的解放。我们中的一些人揭示了人类的灵魂，他们所用的态度，揭露的深度是前所未闻的。我们都活在我们时代的前面，我们是一个新时代的先驱，人类新秩序的先导。我们知道在当今的世界发展水平上，没有可以希望的东西，结束历史人物这一责任落在我们肩上，未来将是永恒、自由和爱的。
人类的复活会在我们的努力下实现；死者会从坟墓里容光焕发地走出来，然后我们应该有公社，与以前创造历史的和没有历史的人一起组成真正的永恒的公社，我们应该有永恒的现实来代替神话、寓言，所有这些都在改变，因为科学将背离轨道；不需要寻找现实的线索，因为一切将会真实、持久、坦白，像希洛河的水一样清澈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吃吧，我请求你们，并且尽情地喝，禁忌不是上帝创造的，谋杀、欲望和嫉妒也不是上帝所造，虽然我们像人一样聚集在此，但我们却是通过神圣的灵魂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彼此分别后，我们又重回那混乱的世界，回到那没有任何活动会停止的空间领域，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将来的世界。除了在思想和精神上，我们的位置是处在永恒的开端；我们起着原动力的作用；我们有权以自由的名义而受难；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鲜血来洗刷我们的坟墓，没有我们承担不了的任务，我们不用他人的鲜血，而是用我们自己流淌的鲜血去受洗礼，所以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们不会缔结任何新盟约，制定新法律，成立新政府。我们会允许死者去埋葬死者。生物和死者会很快被分开。永恒的生命会回来把悲痛一扫而光。人类将从无知与苦难中高唱着站起来，他将站立在他神性的光辉下，任何形式的谋杀都会永远消失，现在……“
当这不可思议的词组涌到我嘴边时，内在的音乐、合谐消失了。我又回到了双重人格里，意识到我正在做什么，分析着我的思想、动机和行为，我可以听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说话，但我不再与他在一起，我只是听到了一些泛音，而且，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把他关起来，我已不再奔驰在没有时间的时空里了。现在世界确实是空虚、单调、没有生气的。混乱和冷酷肩并肩地走着，我现在像那两个大概正手里抱着木偶穿过村子的姐妹一样荒唐可笑。
夜幕降临，我开始艰难地往回走，强烈的孤独感笼罩了我。回到家，听见莫娜在电话里留的口信，说她“朋友”病了，她必须和她过夜。我一点儿都不感到惊奇，明天还会有另一个谎言，后天也一样。
每件事都突然发生在“斯塔西娅”身上。一天，她被勒令搬出去，因为她晚上说梦话声太响；又有一天，在另一间房间，一个鬼魂拜访了她。她不得不半夜逃走；还有一次，一个酒鬼企图强奸她，要不就是她在凌晨三点被一名衣着平常的男子盘问。不可避免的，她应该认为自己是名众所瞩目的女人，她白天睡觉，晚上夜游，在全天营业的咖啡厅里呆很长时间，左手拿一个三明治，边上放着一盘没动过的食物，在大理石桌面上写她的诗。有些天她是斯拉夫人，讲话带着纯斯拉夫口音；另一些天，她是从蒙塔娜积雪覆盖的山顶来的假小子，甚至在中央公园都会骑着马的美女。她的话越来越没有条理。她自己知道，但她经常说，在俄国，“什么都是没关系的。”有时，她拒绝使用厕所——坚持用便壶“办公”。当然，最后她忘了倒。
关于她已开始的莫娜的画像，现在像是一个疯子的作品（这是莫娜自己承认的）。
莫娜简直要发疯了。她的朋友正在她眼前堕落，但这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她忠诚地站在她身边，照顾她，安慰她受伤的灵魂。如果需要的话，再帮她擦屁股，但她必须永远不让她感到被抛弃。那有什么关系呢？她问，如果她一个星期三四个晚上与她朋友在一起，难道阿娜·斯塔西娅不是最重要的吗？
“你信任我，不是吗，瓦尔？”
我点头默认（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
当她语气变了时，当我从她口中明白她每晚并不是和斯塔西娅在一起，而是和她母亲在一起时——母亲们也会生病——我知道了任何傻瓜在很久以前就会知道的，那就是在丹麦存在堕落腐朽的东西。
我自问，和她母亲在电话里聊天有什么害处？没有任何害处，真理总能使人豁然开朗。
于是，我扮演了笨拙的皇帝，拿起电话，使我惊奇的是那边是她母亲接的电话。
我用最最随便的声调问莫娜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我想和她说几句话。
她不在那儿，非常肯定的答复。
“最近你见过她吗？”（仍旧是一名态度不明朗的男士在调查一名美女。）
几个月没见她了，可怜的女人听起来好像很难过，她竟然忘记问我这个完全陌生的人她女儿是否有可能已经死了。她事实上乞求我一旦得到她女儿的下落便通知她。
“但你为什么不给她丈夫写信？”
“她丈夫？”
接下来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除了大洋深处的哼唱，没有任何反应表现出来，之后，一个很弱的、沉闷的声音好像在对空间说：“那么她真的结婚了？”
“她当然结婚了，我认识她丈夫。……”
“对不起。”遥远的声音说，接下来是挂电话的卡嗒声。
我在好几个夜晚过去之后才向那有罪的人提起这个话题；我等到我们上了床，熄了灯，然后我轻轻地用财推她。
“干什么？你捅我干吗？”
“昨天我和你母亲谈了谈。”
没有回答。
“而且我们谈了很久。”
还是没有回答。
“有趣的是，她说她很久没有见过你了，她以为你也许死了。”
她能坚持多久？我自忖，当我另一句话刚到嘴边时，我感到她一跃坐了起来，然后是一阵长时间无法控制的发作，那种让我内心感到颤栗的大笑。在抽搐中，她脱口而出：“我母亲！哦，哦！你和我母亲谈话！哈，哈，哈！那太妙了！说这话太妙了，嘻，嘻，嘻！瓦尔，你这可怜的傻瓜，我母亲已经死了，我没有母亲。嗬，嗬，嗬！”
“镇定！”我求她。
但她止不住笑。那是她从未听到过的最可笑的事。
“听着，你难道没告诉我那天晚上你和她在一起吗？还有她病得很厉害？那是不是你母亲？”
一阵大笑。
“那么也许那是你继母？”
“你是说我阿姨。”
“那么就是你阿姨，如果那就是你妈的话。”
又一阵大笑。
“那不可能是我阿姨，因为她知道我结婚了，也许是个邻居。或者是我姐姐。
像是她说话的口气。“
“她们为什么想骗我？”
“因为你是个陌生人。如果你说你是我丈夫，而不是假扮什么其他人，他们也许会对你说真话。”
“可听起来你的阿姨，或是你姐姐并不像你说的在装腔作势，那听起来好像是真的。”
“你不了解她们。”
“见鬼，也许该是我认识她们的时候了。”
突然，她变得很严肃，非常严肃。
“是的。”我继续说，“我打算在某个晚上过去自我介绍。”
现在她生气了。“如果你这么做，瓦尔，我永远也不会再和你说话，我会走，那就是我会做的。”
“你是说你从不想让我见你的家人？”
“对，永远不！”
“但那是孩子气的，没有道理的，即便你总是对你的家庭撒谎，……”
“我从来就没承认这样的事。”她打断我。
“喂，得了，别那么说，你很清楚这就是你不想让我见他们的唯一原因。”我强调似的停了一会儿，然后说：“也许你怕我发现你的生身母亲，……”
她更生气了，但母亲这个词又使她大笑。
“你不相信我，对吗？好，有一天我会亲自带你去见他们，我向你保证。”
“那没用，我太了解你了，戏都是为我演的，不，阁下，如果有人会去的话，那只有我自己。”
“瓦尔，我警告你……如果你敢那么做，……”
我打断她。“如果我做了，你是不会知道的。”
“那更糟糕，”她回答说，“如果你做了，你永远也不可能不让我知道。”
现在，她来回踱着步，紧张地吸着嘴里叼的香烟，在我看来，她变得惊慌失措。
“听着，”我最后说，“忘了它吧。我……”
“瓦尔，向我保证你不会去，向我发誓！”
我沉默了一会儿。
她在我身边跪下，乞求地看着我。
“好吧。”我好像很勉强地说，“我发誓。”
当然，我没有一点儿要遵守诺言的意思。事实上，我早已下了决心要揭破谜底，但不需要着急。我有一种感觉，当适当的时刻来临时，我会发现自己面对面地和她母亲坐在一起——那会是她真正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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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最后，我感到非常有必要再次提及那些实际上给了我一切的人：高斯和尼采。高斯给了我方法，尼采给了我提问的才能，如果你让我找出一个与后者关系的公式，那么我就会说我把他的‘世界观’理解为一个‘错误’，但是高斯的整个思想方式是追随莱布尼茨的，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因此，尽管在这些年来遭受了许多磨难、”歧视，我仍认为最终在我手中形成的东西能被骄傲地称为‘一种德国哲学’。“
《西方的没落》前言里的这段话在我思想里萦绕了许多年，我是在刚开始单独熬夜时阅读这本书的。每天晚上用过晚餐后，我回到房间，使自己坐得舒适温暖，一然后便开始沉浸在这本展示了人类命运全景的大册子中。我深深地意识到对这一巨作的学习是我一生的又一重大事件，对我来说，它不是一种历史哲学，也不是一个“形态学”上的发明，而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诗歌。当我慢慢地、专注地品味着每一段时，我越陷越深了，我埋头于书中。我经常上下求索以求突破重围。有时，我发现自己坐在床边，双眼瞪着墙。我的眼光穿透了墙：我看着具有生命力而又深不可测的过去。不时地，一句话或一个词组带着如此之大的冲击力出现，以致我被迫走出安逸的小窝，冲上街头，像一个梦游的人一样到处乱逛。时而，我发现自己在波若街乔的餐馆里点一顿丰盛的晚餐；每吃一口，我都像在吞下另一个过去伟大的纪元。偶尔不自觉地，我敲击着炉子，为了准备与另一位博览群书者摔一个来回。
我是布鲁克林镇的一员，一个看上去愚蠢可笑的本地人。一个纯布鲁克林男孩怎么能吸收下这些东西？他去科学、哲学、历史这些遥远的领域的护照在哪儿？所有这位布鲁克林男孩知道的都是通过渗透作用得到的。我是痛恨学习的孩子，我是个聪明的家伙，不停地抵制所有的思想体系。像一个漂浮在发怒的海洋上的软木塞，我紧随着这个形态学上的怪人，我甚至迷惑地感到应该远远地跟踪着他，我是在跟踪还是我被卷入了漩涡？是什么使我带着理解和快乐在阅读？这个怪人怎么会需要训练、纪律和感知呢？他的思想是我耳中的音乐；我意识到所有深藏着的旋律。虽然我在用英文阅读他的作品，可我好像是在阅读他原著的语言，我想我是忘记了他传达思想的工具是德文，但我又知道我什么都没忘，甚至没有忘记我曾经想上却从未上过的课程。
“尼采给了我提问的才能。”这段话让我手舞足蹈。……
没有比为了遇到一位思想家兼诗人，寻找一位能赋予生命灵魂的思想家而写作更令人兴奋的事了。我又看见自己作为一名年轻人，请图书管理员（有时是牧师）
借给我一些深奥的作品——我当时称它们作“深刻”，当我提到这些难以读懂的书的名字时，我看见他们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你为什么要那些书？”而我总回答说：“我为什么不应该要那些书呢？”我还太年轻，我还没有到能看懂这些书的程度。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当我想读时，我就有权读。我难道不是一名与生俱来的美国人？一个自由公民？年龄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之后，我不得不私下承认我不懂那些“深刻”的作品在说些什么，或者是，我明白自己不想要那些深藏在知识里的“肿瘤”。我多么想抓住神秘的事物啊！我想要所有有灵魂、有意义的东西，但我还要求作家的风格与他创造的神秘感相符，有多少书具备了这一要求呢？我在我生命的开端就遇到了我的“滑铁卢”。我保留了我的无知，幻想着它是我的福份。
提问的才能！我从来没有丢弃过。众所周知，对万物置疑不是把人变为圣人，便是变为一个对万物都抱怀疑态度的人，它还会导致发疯。它真正的优点在于使人为自己思考，使人回到根本。
奇怪吗？当我阅读施本格勒时，我又一次感到孩子时的我们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啊！想想我们的年龄，我们有限的生活经历，然而我们仍能相互提出最深刻、最具有生命力的问题，我们又勇敢地用全身心去解决它们。几年的学习毁了艺术。像黑猩猩一样，我们学会了只问正确的合适的问题——老师们能够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诡计下，整个社会结构建立了。“大学生活！”只有绝望的人才会选择这一课程，甚至艺术家都会误入歧途，因为迟早他会去被迫观察为面包涂上黄油的那一面。
《西方的没落》！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听到这个书名时透过脊梁骨的那阵寒意。正如伊万·卡拉马佐夫所言——“我想去欧洲。也许我知道我只不过去了一座坟墓，但那将是所有坟墓中最可爱的一座。”
许多年来，我一直意识到我参与了这一全面的衰落。我们都知道，也都感到了，只有少数人能比其他人更快地忘却这一事实。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明白的是，我们是这一“西方世界”，它不仅包括欧洲，还包括北美在内的“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美国永远是一个不稳定的地方——一天热，一天冷；一天贫瘠，一天富饶。总而言之，根据你是如何发现的，它或者是没药，或者是乳香，还可能只是纯马粪，用历史的命运这一角度来思考并不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历史在几年前刚刚开始——我们有的还很单调、乏味。我说“我们”，指的是正在努力使我们衬衫下的心产生悸动的所有我们的男孩，少年和青年。我们大家都是妈妈的孩子。
如果我们有命运，那就是成为第一流的推销员、烟草行职员或者连锁店的经理，放任的人参加了陆军和海军。顽固不化的人发现自己安全地偷渡到了丹尼莫拉或辛施，没有人想象自己是一名埋头苦干的工程师、管子工、泥瓦匠、木匠、农场主、伐木工。一个人可以一天是有轨电车司机，第二天又成了保险公司代理人。明天或许后天。一个人醒来，也许会发现自己成了市参议员。秩序、纪律、目标、目的、命运？
均为未知名词。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人能去摧毁它——永远不会。这是我们的世界观。“你在看什么，亨利？”如果我把书给提问者看，他一定会说：“看这种废话你会变成傻瓜的，顺便提一句。”这种“废话”，通常是世界经典文学，没关系。对“他们”或“我们”来说，这样的书就像陈腐的红葡萄酒。不，没有人在自觉地、审慎地按照一个世界的衰落来思考问题。衰落不过是不真实的，它正在挖空我们，它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展示自己。比如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去兴奋。没有，或者，这个工作与那个工作一样好。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平等的。诸如此类，这些瞎话都是很自然的。
尼采，我第一次爱戴的人，“在我看来并不很像德国人，他甚至不像波兰人，他像一枚刚出厂的硬币，但施本格勒马上给我一个印象，他是完完全全的德国人。
他的语言越深奥，越晦涩，我越容易跟上他，他的语言是一种胎儿期的语言，一首催眠曲。他被人们错误地认为的厌世主义，在我看来不过是冷静的日尔曼现实主义。
日尔曼人在刚一进入历史长河时，便开始高唱临终前的美妙歌曲了。他们总把真理与死亡混为一谈，让我们坦白地问一声，在整个欧洲的玄学体系中，难道有一个令人悲痛的德国真理是谎言吗？感谢这位历史上的艺术大师，我们突然发现死亡的真理不需要令人悲痛。尤其当整个“文明”世界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正如现在正在发生的这样。突然，我们被要求带着首次迎接生命时的狂热和快乐去窥视坟墓的深处。
尽我所能吧。我在看某一章时总抵制不住去看前几章的诱惑。这几章的小标题困扰着我，它们令人着迷，它们更像是属于魔法师召唤魔鬼和亡灵的手册，而不是历史哲学，一个魔幻世界；行为和画像，在灵魂的形态上，看相术和系统学；历史的假相化。……最后一章只能是“钱”！有人曾用他迷人的语言写过钱吗？现代的谜：钱。
从“数字的意义”到“钱”——一千张厚厚的纸，都是在三年内完成的，一个炸弹没有爆炸是因为另一个炸弹（第一次世界大战）烧断了导火线。
还有那些脚注！德国人肯定是喜欢脚注的。难道不是在同一时刻，奥托·兰克正忙着在他关于乱伦主题、朱安先生、艺术与艺术家的论文上附加注释吗？
不管怎么说，从注脚到书后的索引像从麦加到拉萨的一次徒步旅行，或者是从特尔斐到延巴克图走个来回。除了施本格勒还有谁能聚集起像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以及克罗姆韦尔这样的人？一除了他，还有谁曾寻找佛教、斯多噶哲学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呢？谁又敢把辉煌的文艺复兴时代说成是一个不幸的意外？
游荡街头，头脑中尽是令人头晕目眩的资料出处。我开始想到在遥远的过去那些类似的时期。现在看来，当时我是完全沉浸于书本中的。其中一段时间尤其清晰地进入了我的脑海，那是当我刚开始认识马克西·施耐第格的时候。他在那儿，在离他住的考修斯科大街不远处的一家缝纫用品店里整理橱窗。你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拉！在雪天里来回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安德列夫、契河夫、阿兹巴谢夫还有奥勃拉莫夫的作品，我的一段新时期、新朋友、新的前景、新的悲痛。这些新朋友中的一位正是马克西的表兄。他是从诺克高洛德来的一名内科医生，年龄比我们都大得多，据说他是俄国犹太人，不过说是俄国人也一样。因为他厌倦了家庭生活，所以他提议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来打发夜里的时间。
我们学什么呢？学雷丝特·f。沃特的社会学，但雷丝特·f·沃特只是那位好医生的跳板，他实际上是跳进了那些在我们糟糕的知识领域里没有的科目——魔法、符号、药草学、水晶结构、《旧约》的预言者、卡尔·马克思、革命技巧，等等。俄式茶炉里总是滚着的。美味的三明治、熏鲜鱼、鱼子酱、好茶，一个骷髅挂在吊灯上，他很高兴我们熟悉了俄国戏剧家和小说家，并且读了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作品，但是——我们了解真正的斯拉夫哲学家和思想家吗？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串我们全然不知的人名。我们被告知全欧洲都没有像俄国这样勇敢的思想家。在他看来，他们都是空想家、乌托邦者，向一切置疑的人。他们都是革命的，甚至是反动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是教堂的神父，一些是农民，一些是罪犯，还有一些人是真正的品德高尚者，但是他们都在努力建立一个新世界，迎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话，”我记得他这么说，“你不会发现有关他们的任何资料，他们甚至没有被提起。”他强调，这些俄国人所为之而奋斗的并不是建立一种充满知识文化的生活，而是一种“完美”的生活。他会对俄国语言中的巨大财富这一问题做大段演说，阐述即使与伊丽莎白的语言相比，它都有着多么大的优越性。他会用他的母语为我们大声朗诵普希金的作品，然后叹口气，扔下书大叫：“有什么用？我们现在是在美国，一个幻稚园！”他感到无聊，尤其对美国这个地方感到无聊。他的耐心几乎全都是犹太式的，但他与美国犹太人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对他来说，美国代表了冷漠。他忘了谈革命，事实上，我想他还忘了谈大屠杀的恐怖。他感到自己正在自由的坟墓中逐渐被腐蚀。他曾说：“什么时候你们一定会同我谈关于法德沃夫的事。”但是我们没有学得那么深入。我们停在了雷丝特·f·沃特的社会学上。马克西·施耐第格受不了这一点。可怜的马克西已经被美国细菌毒害了，他想去滑雪，想打手球、网球、高尔夫，因此，在几个月之后，学习小组解散了。我再没听到有人提起雷丝特·f·沃特。也再没看到过他的那本巨作。
也许出于补偿，我开始读赫伯特·斯宾塞的作品，它们更具有社会性！一天，我发现了一本他的自传，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尽管这本自传有缺陷，可它还是体现了这一点，他只身一人住在平瘠的高原上，从来谈到过俄国、革命、萨德侯爵和爱。唯一讨论的就是社会问题，“因为灵魂放弃权利，所以头脑必须统治。”
“当生命疲惫时，”施本格勒说：“当一个人置身于大城市的人造土地上时（这是他们理智的世界），当一个人需要适当的理论来对自己展示生活时，道德就成为了问题。”
《西方的没落》中的词组、句子，有时甚至是一整段好像都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第一次阅读印象就很深刻。之后，我又重读、重抄了令我不解的段落。随便挑几段都会像字母单词一般不能从记忆里拭去，……
“在世界舞台网络之外，培养一种能作为统一体的千年有机文化史，
再抓住它最深层的灵性——这就是目的。“
“只有具备看透形而上学的洞察力才能感受到所发生事物的象征，并
把一个事件提升为命运，一个自己就是自己命运的人（像拿破仑），不需
要这种洞察力，因为在作为一个论据的自我与其他论据之间，存在着形而
上学式的韵律的合谐，使他的决定像梦一般的肯定。“
“从现实的立场来看世界，而不是从艾斯基勒斯、柏拉图、但丁和高
斯所站的高度来看，实际上是用鸟的前途来换取青蛙的前途。“
“古代人作了各种预言、预示，只是想知道未来，但只有西方人才能
塑造未来。第三帝国是德国人的理想，从费罗里斯的遵守约雅教派的教义
到尼采和易卜生。……每一位伟人都把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永恒的早晨联接
在一起。亚历山大的一生是一场惊人的大爆发，是一场用魔法从坟墓中唤
回了荷马时代的梦。拿破仑的一生是极其辛劳。不是为他自己，也不是为
法国，而是为将来。“
“从深远的角度来看，‘真理”思想家们在各自流派中尽力用文字阐
述的东西并不重要，因为正如伟大的艺术一样，只有全部已成为俗套的流
派本身才是基本要素。比答案更重要的是问题——问题的选择。问题的内
容形式。……“
“在这名义下产生了一种新的世界观。……随之在这个名义下产生了
意识的意义，还有恐惧的来源，我们感到世界并不存在，……人类给不可
思议的事物命名，只有野兽才不知道有谜存在。……在这名义下，从野兽
的肉体到人的形而上学转变过程产生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
“真正的思想体系是无法存在的，因为没有任何符号可以代替现实。
深刻诚实的思想家们经常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被认知的事物都因为他们
自身的结构而受到限制，所以它们永远也达不到文字所表达的意思，……
这是与每一位哲人的直觉相符的：生活的抽象原理只能作为一种修辞，一
种陈腐的格言。在它们下面，生活不断地继续着，最终，种族比语言更强
有力。因此，在所有伟大的言词之下，对生活真正产生影响的是思想家，
而非无声的制度。“
“为了机器，人的生命变得可贵了。工作成了道德思想的语言；在十
八世纪，所有语言贬义的含义都消失了。机器表达了人的思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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