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暗夜慧灯
作者：柏杨
内容简介：
暗夜慧灯——柏杨杂文集
正文
官性兴旺
很多凶杀案，往往有其“不可忍”，和连旁让一步都被堵住的隐情。不过凶杀案发生之后，凶手或就逮，或自杀，舆论一致指谪，就把被害人说得可进圣人庙吃冷猪肉，把凶手说得天生坏胚。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遂被表面上的泛道德观念所埋葬。真相既不能明，徒勃然大怒曰“此风不可长”，徒对凶手百般唾骂，判以严刑，哪能止住“再来一个”乎哉？如果仅靠这一套便可以止住凶杀，世界上的社会学家都要跳井矣。
柏杨先生并不反对治乱世用重典，当然更不主张把凶手一律释放，然后再发给他一纸“杀得好”的奖状。他触犯了法律，自应接受适当制裁，或杀之，或囚之，悉凭处理，我们一概不问。我们问的是，如何不再有凶杀，则有赖于有鞋穿的人不再把人逼得走投无路，光脚的人不再想不开也。
有一种现象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与日俱增的暴戾之气。有鞋穿的人暴戾，光脚的人也暴戾。有鞋穿的人办法是压之、饿之，逐之、辱之；光脚的人的办法则是跟他同归于尽。双方各走极端，世人便有精彩的新闻好看。这种暴戾之气似乎一天比一天厉害。因为台湾的地方太小，机会太少，使得有鞋穿的人肚子里，不但装不下船，甚至连针都装不下。同样的环境，也使光脚的人发现，离此一步，即无死所，等是死耳，我死你不能独活，给你来一个刀枪手榴弹可也。
《水浒传》一书，是被迫害者发出的怒吼，厚厚的一大部，四个字可以说明其主旨，曰“逼上梁山”。世界上哪一个人天生地肯为匪为盗展的内在规律；2。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历史发展；3。哲学发，又哪一个人天生地就喜欢杀人放火耶？一种力量相迫，真是“进一步则死，退一步则亡，旁让一步也活不成”，不动刀、动枪、动手榴弹，就铁定地被杀、被囚、被辱，稍微有点人性，都不能忍受。君不见林冲先生乎？君不见杨志先生乎？君不见卢俊义先生首？君不见《打渔杀家》里的萧恩先生乎？他们想不铤而走险，不可得也。谈到这，柏杨先生想起一事，前些日子看了一本文艺评论集，中有包遵彭先生的大作，把《水浒传》上那群被逼上梁山的可怜人物，说成一群犯上作乱的匪徒，一一加以痛斥。咦，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气质——人性泯灭而官性兴旺。为了做官，啥事都干得出。不出探讨铸成那个社会问题的原因，而只一味地作忠贞君子之状，典型的官崽嘴脸，无怪他阁下一连串飞黄腾达。
我们之所以谈到《水浒传》，是深信凶杀案中的凶手，至少有一部分确实是处于绝境，如果换了某些圣崽官崽，不要说迫害他，就是不给他官做，都会翻脸。这些处于绝境的穷朋友，血泪齐飞，悲恨同发。悲夫，对于他们，我们还有脸谈啥？
问题在于，发生在最近的这些凶杀案，《水浒传》上所述的情形少，而大多数凶手，都是有路可走，而误为无路可走的。固然也有好事之徒，若某校长，若某主任，手执鞭棒，锲而不舍，逼人反噬，但大多数人，都忙工作——或努力做官焉，或努力拍马焉，或努力吃喝嫖赌焉，或努力请别人写稿自己署名发表以冒充学者焉——打出一记，踢出一脚，也就算啦，固没有时间紧衔不放者也。柏杨先生有一世侄，大学堂毕业生也，年约四十，吴国桢先生当省政府主席时，他在省政府人事处供职。吴公飞到美国去后，他便垮了台，非因吴国桢先生而垮了台，而是因一种他到今天仍含糊其辞的原因垮了台，迄今八九年矣，手执大学堂同学录，像流行歌曲所唱的“从南骗到北，从北骗到南”，柏杨先生乃其老户头焉。每月至少两次，光临舍下，索钱索衣，眼珠频转，故神其秘。有一段时间，他每来必告我曰：“你不知道他们那一帮人多么坏，仍不肯放松我。我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人跟着。我到馆子里，刚刚坐下，旁边桌子上准有一个人也坐下；我上公共汽车，刚踏上车厢，也准有一个人斜刺里抢着也跳上来；我刚进你的家门，就有一个人盯梢。”
每次他这样一讲，柏杨夫人就吓得花容失色，好像大祸即将临头。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当面吼之曰：“贤侄，你这次要多少？十元？二十元？五十元？我只给你五块钱又反对唯心论的第三条路线。，请滚到市场买面镜子，好好地照一下你的尊容，就凭你这模样，也配有人跟踪？你太往自己脸上贴金啦。”他分辩曰：“老头，你不知道！”我曰：“我知道得很，你在用这种自撰的情况争取同情，还是刚才那一句活，快买镜子。”那一次他狼狈而去，以后虽然仍每月必至，每至必“暂借”若干，但不再谈有谁迫害他矣。
该世侄是聪明之人，采取此策，我不怪他，盖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明知没人迫害他，但没人迫害为啥没饭乎？仍不得不制造出假想敌以提高身价；一是可能他真的受过委屈，而将假想敌加以固定，于是任何一个稍不如意，都以为是那假想敌在捣鬼。这是一种生物的原始嫁罪本能，君不见小孩子跌倒乎？明明是自己不小心，却要打地。
有些凶杀案里的凶手，仔细分析起来，实在没有动刀、动枪、动手榴弹的必要，而竟自以为他是《水浒传》里的人物，悲剧便由此而生。柏杨先生有一友焉，执教某学堂，和同寝室的某教习势如水火，他发誓非揍之不可，我怎么劝他都不听。他曰：“我宁愿坐牢。”我曰：“宁愿如何者，自信它不至于如何也，阁下宜手下留情。”他不服气，结果把那教习头上打了一个洞，法官要收押他，他才发慌，到处借钱赔偿医药费，看他那可怜之状，真不知当初何苦来也。
前已言之，个性是造成悲剧的原因，被人杀如此，杀人亦如此。有些凶手往往自己不成才，像拴到木桩上凶恶不驯而又甚为聪明的番狗一样任何比它更伟大的实体是不可能的。如果假定它仅仅存在于，在它眼中观察，这也不对，那也不妥，见人就咬，见影就叫，搞来搞去，转来转去，绳子都缠到木桩上，天地也随之越来越小，终有一天自己把自己勒得出不来气，但它却硬是怪那些过路之人和日月所照射的影子。如果恰巧有一只猫在屋背上晒太阳，也要将之恨入骨髓，曰：“老子在此受苦，你在那里舒服，不下来把我的绳子咬断，我不宰你宰谁？”
呜呼，这一类人可以说很多，皆凶手的预备军。改变之法，在于多读书，在于社会给他可以维持其自尊的希望，然而，问题是，变化气质，谈何容易，大智慧的人才有能力见善而迁。个性既成，原子弹都无办法，故凶杀案才层出不穷也。
布衣之怒
谈凶杀案数日，余意未尽，再说两点，作为补充。
其一，光脚的人既无顾忌，则有鞋穿的人真难再穿下去矣。昨天有一朋友，也是大小之官，告曰：“照你的意思，要从根本着手，从气质上解决，即令行得通，不知哪年哪月才收到效果，我们现在将如何哉？”盖在上月之末，因分配房子问题，一个科员老爷曾指其鼻骂曰：“干你老母，你只给我八个榻榻米，我教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余悸仍未消也。柏杨先生曰：“你回报他一耳光没有？”曰：“我怎敢惹也？”我曰：“蠢哉，阁下，揍之准没有错！”一则是该科员有妻有子，有职业有房子，也是有鞋穿的人，只为了宿舍太小，便口出狂言，是借潮流而拣便宜也。二则分配宿舍，乃同阶层的同事抽签而定，合法而公平，他仍胡闹，事后一想，自己都会发现自己站不住。
合法而公平，是有鞋穿的人治事唯一秘方，如再能在态度上保持和善，则根本不会有什么凶杀案。《韩非子》上有这么一则故事曰：某城大乱，大官狼狈出奔，可是跑到城门，已下锁矣，再一看那守城门的家伙，不由魂飞天外，原来该家伙当初犯法，由该大官审理，判处刖刑，把双脚生生剁掉，这一下子冤家聚了头啦。想不到那守门的人竟不记旧恶，开了门放他一条生路。大官诧而问曰：“你捉住我不但可以报私仇，且可富贵，为啥不如此？”答曰：“我虽受刖刑，是我自己犯法，怪不得审判人员。当你判我刖刑的时候，我在堂下见你呻吟不语，面有痛苦恻隐之色，知你已为我尽了最大力量。”
我想这故事应大量印刷，置于每个有鞋穿的人的案头，不但有助于他的做人，且可预防其被人在身上乱通刀子。盖只要合法，他便口服；只要公平特“。，他便心服；如果再能把人当人，同情之，怜悯之，原谅之，在可能范围内诚恳地帮助济助之，即令事与愿违，对他无补，人心是肉做的，我不相信上帝会特别加料，造一个专门忘恩负义的人，故意摆在你的面前。即令他蠢蠢然不会感激，亦不易生仇生恨也。
其二，还有一种现象，有其普遍性焉，那就是有鞋穿的人，再也唬不住人啦。文化水准日益提高，使人对事物都看得比从前更为透彻，观察得也比从前更为清楚。从前那种对长官、对老师、对长辈的尊敬，多少含着一点江湖义气，所谓“父要子死，子不敢不死；君要臣亡，臣不敢不亡”。一九四○年代之前，这种气质固然已经很淡，但仍多少存留一些。而今恐怕是没有这回事，代之而兴的是民主社会所有的权利义务观念，大家都是一样的观念。甚至堕落成为一种势利眼气质，像你给我官做，我才对你忠贞，你给我权势，我才提起你就肃然起敬。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当你对他过分要求的时候，他便不能忍耐。而一般有鞋穿的人竟仍照旧地认为他的金钱权势无往而不利，自然要糟。前些时上演的一部电影《娇凤痴鸾》，其中有好镜头焉，老板打开窗子，教一个无辜的小职员跳楼自杀，以挽救他自己的错误。他曰：“你全靠我提拔，怎敢违抗我？”又曰：“跳呀！我加倍给你恤金。”那位小职员跳不跳，不卜可知。我们这个社会的有些有鞋穿的人，却硬是以为靠他的那一点点权和一点点钱，就可教人乐意去跳，不出凶杀案，难道出桃色案乎？
自己嫖妓女而把一个嫖妓女的小职员撤了职；自己一切都是“供给制”，却把一个贪污了一百元的小职员送进监狱。形式上看起来，你犯了法，当然如此之办。但促起叛心杀机的，也莫过于此。从前尚有那种“谁教人家是部长呀、科长呀”的想法，现在则大家平等，盖一般人对大小官崽以及有钱的官僚资本家，敬意有日渐衰退之象也。
《战国策》上有一段故事：魏国唐睢先生去见秦王，为了一块土地，着实顶撞了几句。秦王的地位比现在台湾岛上任何人物都权威得多矣，自然认为有损威严，乃曰：“你知道天子之怒乎？”对曰：“不知。”秦王曰：“天子之怒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睢先生曰：“然则，你知道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剃发光足，以头碰地。”唐睢先生曰：“非也，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呜呼，布衣者，译成白活，就是光脚的人。一个人一旦有此观念，凶杀案便免不了也。这年头不是那年头，每个人心里都像玻璃球一样地明亮，啥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有言有不言而已。所以自己必须立得正，站得直焉。奉劝有鞋穿的人，如果自己不是正人君子，千万别牺牲别人以表示自己是正人君子，否则布衣一旦兴起布衣之怒，便是再多人向你鞠躬，都救不了你的命。尤其是那种动辄悻悻然曰：“教他们来找我，来问我好啦。”恐怕只能致乱，不能致太平也。
英雄宴
一九二六年秋天，柏杨先生有个朋友的父亲死啦，奔丧回来之后，有一天晚上，到我尊府串门，坐在太师椅上，一语不发。我当然努力安慰，他曰：“父亲逝世，固然使我难过，但人既已去，回天乏术，也无奈何，我现在难过的倒不是这些。”我大惊曰：“难道母亲大人也要死啦？”他瞪了我足有三分钟之久，把我瞪得照嘴上就给自己一巴掌，他阁下才叹曰：“我心里不舒服的是，从我奔丧一直到跪到坟上看人把黄土盖到父亲棺材上，我都不能哭一声‘爸爸’！”呜呼，盖他只能哭一声“爹”也。
不准哭爸爸，只准哭爹，其中学问大啦。据说，死人必须听到儿女声声哭“爹”，灵魂才能升天，如果儿女哭错啦，哭成了“爸爸”，而“爸爸”是六经上所没有的，该灵魂势必打入十八层地狱。我那位朋友虽然不信鬼神，可是父子连心，他仍是听从前辈乡贤的意见。不过，问题是，他们兄弟姐妹平常日子都是叫“爸爸”叫惯了的，一旦叫起“爹”来，总觉得隔了一层，好像有些假洋鬼子，忽然崽劲大发，把爸爸叫成“发得”一样。虽是同一个人，感情上却有千里之遥。该学生难过的就在这里，他的锥心之痛，并没有从哭声中发泄，而仍蕴藏内心。
谈起来前辈乡贤，柏杨先生最近有一奇遇，不可不供出以告国人。就在台北，一位在某商业学堂当主任的安瑞麟先生，两三年来，一再向学生宣传他是柏杨先生读高等学堂时的教习。我想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他既然很热中地当人之患，我也不反对，而且我也宁愿被这么提拔。不过他同时又宣传说，我老人家经常去他尊府拜谒，每谒一次，他就有一番告诫，劝我老家“改邪归正”，别再写杂文啦。这我就不能不揭竿而起矣，盖装腔作势，以增加身份，我决成人之美，不过不能用这种“英雄宴”手段。贵阁下看过敝大作《柏杨小说全集》第二集《打翻铅字架》中的《英雄宴》乎？一个结婚喜酒的宴会上，一位绅士猛吹他跟中华最高科学研究会主任委员邓克明先生是老朋友，不但从小同学，而且还通家之好。为了证明他真金不怕火炼，有一段形容，恭抄于后。（你阁下既视钱为命，不肯去买一册，我只好抄给你看。）
绅士舐嘴唇说：“克明原籍是太阳城，他母亲今年要是活着——我算算看，”他用优美的姿势算了半天，“今年整整九十六岁了。性情再温和没有，她五十岁大庆的时候阶段的思想。他认为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我们几个把兄弟——对了，我忘记说了，我和克明，还有王之振，三个换贴兄弟，磕过头哩——我们一齐去拜寿。你猜，克明的母亲是一个麻子呢，可是麻得不太厉害，只在耳根下稍有几点，不仔细就看不出。俗话说：麻俏，麻俏，老太太年轻的时候，狠狠地风流过一阵呢……”
万万料不到，一个该死的老公务员站起来，结结巴巴，提出抗议。该绅士嫌他没有礼貌，发气曰：“你是干啥的，在啥地方做事？”老公务员曰：“我在中华最高科学研究会。”绅士大怒曰：“好啦，我得告诉邓克明，他是你们的主任委员，我不相信他会容忍你这种莽汉。”为了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于是厉声问曰：“你是谁？”老公务员无可奈何曰：“我，我叫，我就叫邓克明。”
结果是——刹那间，喜堂寂静成坟场。我们的绅士猛地直起身子，伸出摇晃的手臂，幻想着逃避这沉重的一击，他的嘴唇像兔子样地掀动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美学原理》、《伦理和政治》、《史，两颊不停抽搐，似乎枪弹刚洞穿他的心脏……
嗟夫，冒充教习稀松平常，必要时教我当着人山人海磕头都行。但为了反衬确有其事，而连“麻俏”、“麻俏”都祭出来啦，我就忍不住要踢蹶子。顺便建议有志之士，硬拉关系时，似乎不应该伤害对方。
现在我们回到一开始介绍的不准哭“爸爸”的节目，我们觉得这是一种诈欺——对神明诈欺和对自己真实感情诈欺。竟有人认为这种诈欺可以通行无阻，好像阎王老爷只听片面一喊，喊“爹爹”的用手一拨，拨到天堂，喊“爸爸”的用手一拨，就拨到地狱，既不查考生死簿，也不调查调查他生前有没有拆过烂污。
时代进步，现在恐怕没有这种奇怪现象啦，但这种只在文字上下功夫的诈欺行为，五千年来，成了一股汹涌的洪流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本书是与《共产党宣，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卷到里面，左冲右激，好像掉到水泥拌搅器里的碎石子，一个个眼前都是五彩缤纷的火星。
“讳”的神圣性
圣人竟然公开提倡文字诈欺，而且把文字诈欺美化为“讳”——卑鄙肮脏的诈欺不叫诈欺，却成了玉洁冰清、理直气壮的“讳”，真亏道貌岸然的畸形人想得出。这种学说对身为“尊”、“亲”、“贤”的朋友，真是一个好消息，无怪乎皇帝老爷看到眼里，喜在心头，把孔丘先生封成“文宣王”、“至圣先师”。就跟潘金莲女士喝尿一样，无怪乎西门庆先生，也看到眼里，喜在心头，总是陪她睡大觉。于是，凡是不识相的家伙，说了实活，而没有拐弯抹角“讳”的，立刻就成了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前几天曾介绍过崔浩先生，他阁下在北魏王朝官居太宰，功勋之大，可比姜子牙、诸葛亮，当时的皇帝拓跋焘先生命他修史，特别下诏曰：“务从实录。”他阁下虽然当了那么大官，仍不懂古圣先贤遗传下来的文字诈欺。结果，他写得太真啦，自己被杀了不打紧，还把“清河崔氏”（他的同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他的亲戚），全杀了个光，悲哉。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配合之下，中国的“正史”，还剩下几行是真的耶？
《太平广记》上有则故事，卢思道先生是北朝人，曾在短命政权北周帝国和北齐帝国当过官，周、齐相继下台之后，他曾照本实发，写了一篇《周齐兴亡论》，对两国的皇帝颇不恭维。——个人稍微有点良心，都难开口对那批流氓地痞歌功颂德。可是，那批皇帝虽然早已死他娘的啦，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活着的皇帝一瞧，心里凉了半截，大嫖客杨广先生就问卢思道先生曰：“《周齐兴亡论》，可是阁下写的？”卢思道先生曰：“然也。”杨广先生曰：“为卿君者，不亦难乎？”译成白话，就是：“当你的长官，可真难呀！”意思就是说你竟不为别的“尊者讳”，将来定也不会为俺这个“尊者讳”，你这种人还活着干啥？总算卢思道先生走运，早早就死，盖当时杨广先生还没当上隋炀帝，如果他死得晚一点，等杨广先生当上了隋炀帝，恐怕防患未然，崔浩先生就是卢思道先生的老前辈。
活着的当权派，不允许中国的史书中有“真”；就是死了的当权派，也不肯放过这一关。君看过《庚己编》乎？下面有一段精彩的记载，免得读者老爷乱去翻书，且抄原文：四明陈子经，尝作《通鉴读论》，书宋祖《赵匡胤》陈桥之事曰：匡胤自立而还。方属笔之顷，雷所震其几，子经色不变大学的神学家、伦理学家和哲学家组成的哲学派别。主要代，因厉声曰：“老天虽击陈子经之臂，亦不改矣。”
这一段使人毛发倒竖，陈子经先生不过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而已，死了的当权派已受不住啦。呜呼，雷神乃正直之神，专击奸臣逆子，如今却大力支持文字诈欺，我们这些小民，还能不满目“直八”哉？《庚己编》续曰：后三日，（陈）子经昼寝，梦为人召去，至一所，门开壮丽如王者居，门者奔入告之：“陈先生来矣。”子经进立庭下，殿上传呼升阶，中坐者冕旒黄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朕何负于卿，乃比肤于篡耶？”子经知其为宋祖（赵匡胤）也，谢曰：“臣诚知以此触忤陛下，然史贵直笔，陛下虽杀我，不可易也。”王者俯首，子经下阶，因惊而寤。
赵匡胤先生亲自下台阶迎接陈子经先生，和他是个死鬼有关。如果他还活着，恐怕下台阶的不是他，而是三作牌矣。然而陈子经先生的“史贵直笔”，显然不能使他心服有记述。今本似非隋唐流行本，后世多疑为伪托，但又似非，所以他的表情只是“俯首”，连齐王国崔抒先生的度量都没有，辫子都翘啦还坚持活着的人仍得替他在文字上继续诈欺，这种心理，一言难尽。然而最使人出汗的还是最后一段，书上曰：洪武中，（陈）子经为起居注（官名），坐法死，临刑，上（朱元璋）曰：“吾特为宋祖（赵匡胤）雪愤矣。”
赵匡胤先生的“愤”，和朱元璋为同类所泄的“愤”，实在是一个酱疙瘩，他明明是“篡”了的，却想用文字诈欺的手段，使人认为他并不是“篡”，而只是“禅”。柏杨先生一向认为“篡”是可敬的，盖中国五千年的政治制度中，“篡”是和平转移政权的唯一方法，不必经过大流血大屠杀，可以说万民之福，应该称颂不止。但有些人却认为必须对小民砍砍杀杀，才算冠冕堂皇，这种残忍成性的禽兽思想，也只有酱缸蛆有。所以赵匡胤先生应是值得佩服的一位。其他若曹丕先生，若司马炎先生，若王莽先生，都应是小民的救星。
民主政治，政权的转移靠选票；专制政治，政权的转移只有靠火并或篡位。站在小民立场，姓张的当皇帝也好，姓王的当皇帝也好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等等。这部著作对中国社，千万别打，尤其是千万别千百万人头落地。与其杀人千万才出真命天子，不如篡他一篡。而一个王朝到了可以随时被篡的地步，那个王朝也腐烂得差不多啦，苟延残喘地因循下去，受害的只是小民。一批新的血加入了旧政权当中，至少是一个新的希望。
这些都是题外之说，题内之话是，中国的“正史”就是在这种标准下写成的，“真”的史料一桩桩、一件件地被隐瞒曲解，只剩下了“美”的辞藻，和当权派要求的被染过或被漂过而变了形的事迹。
死文字统治活事实
中国“正史”上明目张胆的文字诈骗，触目皆是，柏杨先生曾出版过《鬼话连篇集》，盼望读者老爷无论如何，去买一本瞧瞧，如果买不起，不妨书店逛逛，觑个冷子，俘一本也行。上面收集的全是历代开国皇帝装神弄鬼的文字诈欺镜头，没有一个字不是扯谎。有些人动不动就搬出“正史”，认为“正史”才可靠，恐怕得买把小刀剔剔他阁下脑折纹的硬石灰。盖用不着钻到故纸堆里，屁尿齐流地猛去考据，仅凭国民小学堂毕业那点科学常识，就可知道那是干啥的。
赵匡胤先生明明是“篡”的，他自己硬不肯承认是“篡”。朱元璋先生官官相讳，也不承认赵匡胤先生“篡”，而且把称赵匡胤先生为“篡”的人找个碴儿杀掉。兽性大发到这种地步，正史的内容可想而知，只好说赵匡胤先生当皇帝是被部下黄袍加身，硬抬上宝座的。真不知道行军打仗，军营之中，哪里来的那玩艺。这不过小小者焉，像杨广先生，明明把亲爹杨坚先生杀掉的，“正史”上却一字不提，只轻描淡写曰：“七月，高祖（杨坚）崩，上（杨广）即皇帝位。”好像杨坚先生不是死在逆子之手，而只害了一场感冒，“美”则美矣，“真”就没啦。又像曹髦先生，明明是被司马昭先生的家奴成济先生一矛扎到尊肚上，活活刺死，可是“正史”上却写得更简单啦，曰：“正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血淋淋的一场犯上谋杀，跟杨坚先生一样，也好像是害了一场感冒。这就是中国可敬的“正史”，他妈的。
具体的例子，举出来能举一火车，将来一定写一本“文字诈欺集”，挑些重要的文献，向各位读者老爷推销，现在不再零卖啦。除了具体事实，即令在用词上，也可看出病入膏肓。明明是“赏”你一个官做，却硬说是“拜”。正人君子一听说教他当官，立刻就双膝跪地，感激得眼泪直流。可是文字上那么一“拜”，好像是韩信先生那种登台拜将的镜头。明明是恨人骨髓，把你“喀嚓”一刀，却硬说是“赐死”，“死”都要“赐”，不赐就不敢死，喝尿喝得如此之多，竟然不嫌口咸。明明像狗一样对女人乱奸乱淫，却硬说是“临幸”。皇帝把小民的姐妹妻子女儿搞了一夜，不但没人气冲牛斗，反而光光彩彩地说是“承恩”。明明是被敌人生擒活捉，却硬说是“狩”，狩者，打猎也，中国皇帝去北方打猎的可多啦，前有司马炽、司马业，后有赵佶、赵桓，双双对对，有去无回。发明这种“直八”的大儒，真应颁给他一座喝尿奖。
中国的史籍，只是文学的，不是史学的；只是美的（也只是酱缸特有的美），不是真的；只是文字诈欺，不是史官报道。
——在这里，得插一句嘴，一部二十六史，似乎应重新写过，执笔的朋友必须不是喝尿分子，把其中欺诈的部分，像苹果上的砒霜一样，洗得干干净净。
谈起来“正史”，感慨多如牛毛，文字诈欺不过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希望有真正的学者（除了学问好，还得有灵性、有认识、有分辨、有见解），能为中华民族写出一本真实的正史。史料虽都是在酱缸里酱过的，但可以使之恢复其本来面目。嗟夫，实际上说，“正史”也者，不过一摊乱七八槽的资料，由几百个个人的传记，前后重叠地那么堆在一起，实在使人生气。盖所有的“正史”都是模仿司马迁先生《史记》的，《史记》当然是一部亘古巨著，没有人怀疑它的价值和对史学的贡献，但那种传记文学的方式，却畸形得很。司马迁先生当初目的，不过是要“成一家之言”。可是自从班固先生以下的史匠，无不战战兢兢，拼命把他老人家的麻绳往自己脖子上套。套的结果是，两千年史书，全从一个畸形模子里浇出来，除了努力说谎，还努力把史迹割裂，好像琉公圳分尸案，大卸八块，一沟浑汤。
我们需要一个有条有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正史”。贵阁下看过《美国史纲》乎？不过四十万字，把美国成立、内战及发展，来龙去脉，源源本本，说得一清二楚。有人板着御脸曰：“美国立国才两百年，当然可以那么容易呀。”呜呼，两百年四十万字可说清楚，两千年顶多四百万字，也可说清楚矣。中国的“正史”，恐怕上了亿啦，不要说看得懂，便是能读成句的，有几人哉？这是智慧和能力问题。便是两万年，用六十万定也可以提纲挈领，也可写得头头是道。否则的话，请酱缸蛆先生执笔，不但洗不掉砒霜，恐怕跟猪八戒先生一头栽到盘丝洞一样，打他三百金箍捧，他也理不出头绪。不要说别的，仅只乱七八糟的“年号”和帝王们那些乱七八糟的称呼，这“宗”那“宗”，这“祖”那“祖”，就把人搞得要发羊痫风。
写到这里，敝肚又作伟大状，胀起来啦。柏杨先生哪一天实在胀得受不了时，一定露一手教各位读者老爷瞧瞧，先把五胡乱华驴毛炒韭菜那一段介绍介绍，示一下范。盖我老人家有林语堂先生那种“小心假设”、“大胆求证”的奇怪勇气，不畏人言，拭目以待可也。
报案捉贼
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原来设在新生南路仁爱路口，可是偏偏我失窃的前几天，它乔迁到一条巷子里，找了半天才算找到，门口红灯如故，不由就心跳如捣，盖柏杨先生天纵英明，对派出所分驻所之类，尚不在乎，但对分局以上，可以随意修理人的衙门，却感紧张。我在门口徘徊了一阵，又急又怕，恰巧碰见一位朋友，寒暄之余，他曰：“分局长正在门口哩，我介绍你晋见。”一听说可以面见分局长，真是受宠若惊，急忙上前含笑鞠躬。分局长看了我的报告后，挺其尊肚，呼曰：“交给刑事组办。”于是七转八折，总算有一位先生到了柏府，又是拿了一大叠表，问之填之，作为口供，然后训诫小心门户，扬长而去。刑警先生走后，我们一家人才开始研究失窃经过，门右侧墙上留有痕迹，门左侧墙上也留有痕迹，贼先生光临时间，约在夜半二三时左右，那时柏杨先生暨夫人，正大梦方酣，他阁下从墙下翻越而过，顺着夹道，绕到房子后门，用手撬开，一直走到床前。我们完全新派作风，开着灯睡，他就在灯光之下，先取西服，再取手表，然后再顺手牵羊取钞票，如果不是那叠钞票，恐怕还要拿走别的也。
经过这番分析，老妻立刻张口结舌，呜呼，若该贼先生正在动手之际，柏杨夫人忽然醒来，看见有人立在床前，她如果吓得闭了气，还算幸运。如果像电影明星一样，来一个尖叫，台湾小偷都是带刀子的，届时恼羞成怒，给她一刀，该如何乎哉。一想到这里，虽然损失惨重，总算不幸中的大幸，这年头凡事只要退一步想，便心安理得矣。警察局是何等尊贵之处，警官又是何等尊贵之人，平常小民见之，一定有许多若干未便的地方，而如今我不过只失窃而已，竟可以和分局长对面谈话，而且还允许我不断向他鞠躬，如果没有这一点契机，能有此荣幸那欤。
记得前年，菲律宾作家来台湾访问，报上有一章文章，写得甚妙，土作家请洋作家看电影，锁门即去，洋作家问曰：“这不太危险乎？”土作家曰：“台湾治安良好，没有小偷。”洋作家听啦，佩服得五体投地。土作家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为这一杰作，自鸣得意。我想警察局真应该准备一种“说谎奖”，专门发给这一类有前途的朋友。若是柏杨先生请该洋作家看电影，恐怕信心实在无法坚强，脸皮也实在一时厚不起来也。
迄今为止，共失窃三次矣，看情形，除非我忽然当了大官，有把三作牌一脚赐之的权一。激烈反对儒学，影响颇大。主张“兼爱”、“尚贤”、“非，恐怕是破不了案。君没有看报乎，分局长先生前天还亲自抓到两个偷花的小学生哩，抓得两个孩子哭哭啼啼，何等威风凛凛？幸哉，花是市长的花，他不过抓了两个，如果那是部长的花，说不定可能抓上三五个。如此干法，将来准有得官做。柏杨先生者流，能给他官做乎？不过柏杨先生也不十分有兴趣去追，追得紧啦，把我和老妻捉将过去，修理一番，说不定我们还要承认谎报窃案，就不够聪明矣。
史书上有这么一则故事：汉王朝陈实先生，有一天，贼先生责临其家，爬到梁上，等机会下手，被他发现，就把全家大小集合在大厅之中，致训词曰：“当一个人不可以不自己努力，一个坏蛋，不一定本性就恶，不过一旦养成了习惯，便不得不沦落，像这位梁上君子是也。”史书上说，那位贼先生听了之后，大吃一惊，赶忙爬将下来，叩头请罪。呜呼，这种办法讲起来很惬意，可是未免有点古老，如果换在台湾，恐怕问题重重。陈实先生幸亏有一大家子人，而且都属年轻力壮之辈，黑压压站满了一屋子，贼先生自然甘拜下风。如果换了柏府，家里不过三个老家伙，阿巴桑已老，孙女儿还小，贼先生不见得有雅量诚惶诚恐听我的也。我第一次被盗时，对贼先生的恭敬，真是无以复加，可是他该不买账还是不买账，仅只称他为粱上君子，了不了事。
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一个分野，古之贼先生与今之贼先生大大不同，大陆上的贼先生与台湾岛的贼先生也大大不同。夫窃贼与强盗最大的区别，在于窃贼先生采取的是和平手段，而强盗先生采取的是暴烈手段。这区别非常重要，有应用力学作为根据焉。英国警察身上向不佩武器，表面看起来那岂不要吃了亏哉，可是实际不但不吃亏，反而使警察的伤亡人数大大地减少。盖贼盗朋友知道，捉拿他的那些家伙手中无枪，溜走的机会较多，即令被逼到墙角，也无生命危险，不必应战也。同样道理。一个货真价实的贼先生，第一要义也是不带武器，不要说不带枪械、连铁棍、铁锤之类的东西都不带，因为不带，在紧急时便只会想到逃跑，而不会想到抵抗。偷点东西有啥了不起，顶多挨一顿揍，坐几个月牢，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如果身上有点玩艺，一时忍耐不住，把对方打死打伤，自己偷东西本来为了要活下去，弄到后来反而活不下去矣。
台湾的贼先生多半身上带着家伙，这是光棍干法，不是圣人干法，为聪明之士所不取。据调查美国黑社会的一本书上说，血气方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没啥头脑的朋友，最喜欢和警察枪战。有两辆汽车焉，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警笛大作，弹如雨下，小伙子好不威风，结果打死了警察或打死了路人，真面目被认出来，不到几个月就被官府捉住吊死。逞一时之快，而遗祸终身。年老的朋友和有头脑的朋友，他们取胜不是靠枪战，而是靠智慧，靠律师，三作牌打到我脸上我都不还手，就是从口袋里搜出十公斤海洛因我也不动怒，咱们“关二爷马上观春秋——走着瞧”，只要有律师老爷在翻云覆雨，就有转危为安的可能性。
台湾的贼先生身带家伙，实在是没有经过名人指教之故，看情形有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的必要。柏杨先生曾因办“官崽大学堂”，桃李满天下，而名震国际，如今再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真是春风化雨，有教无类矣。悲夫，台北县安坑乡那位张克明先生，他真是生不逢时，如果他早一天拜读柏杨先生的言论，在偷言偷，在窃言窃，绝不致弄到现在这种绳捆索绑到公堂的下场也。
四不偷
要说张克明先生的恶性重大，似乎也不见得，我以为他主要的错误是没有把“偷窃”和“强盗”的定义弄清楚。当贼的第一要义是逃跑，而不是抵抗，挺着大肚子的女主人发现了高声大叫，只有拔腿狂奔的份儿，岂能把她杀死乎哉？偷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和平的方式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攫取别人的财物，此处不能下手，可妨再换一家，不必死心眼择善固执，非马到成功不可。
台湾的贼先生有一点不但和大陆不同，也和世界其他各国不同，那就是，黑社会过于凌乱，没有较大的头目作他们的靠山，因之也是各自为政，单独作战，连一点职业道德都不讲。大陆上的朋友，有四不偷，曰“文人不偷”，曰“警察不偷”，曰“巨官不偷”，曰“寡妇不偷”。如果犯了这四不偷，不但要倒楣，而且也被同行看不起。这种道德规范有它的道理，分析起来，文人一个比一个穷，即令勉强可以温饱，又能有几文钱乎哉？而且正因为他穷，往往视钱如命，说不定为一条裤子和你死拼，利未免太小，而危险未免太大了矣，君子之偷不为焉。对寡妇也是如此，恻隐之心使然，也是一种至高的情操。
不偷警察和巨官者，也是因为危险太大。三作牌先生不用说啦，你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焉能不拍案而起，尾追到底？巨官之家，虽然有的是金银财宝，可是他一旦大发虎威，限期三天破案，三作牌一急，凡是贼先生都抓而修理之，同行之间，恨都把你恨死矣，还能饶了你乎？
然而台湾的贼先生却是各人跑各人的单帮，管你是谁，老子偷了再说。据估计台湾的职业小偷，不过一二
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