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来不是也从未寻求成为那样种“合众国”，其范式在于通过把“政府”在欧洲，我们简单地称之为“国家”和“国家”总是领土的分开来解构统的概念。人们应该记住，这个国家的认同，它的根基，它的名字——“亚美利加”——或者说，它决定采用个起初没有任何意义的名字阿美里戈·韦斯普奇，佛罗伦萨探险家的名字，因位德国绘图师而成为不朽！，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轮廓大致成为从火地岛到白令海峡的大陆你能想象法国人或德国人像新英格兰定居者们称自己为“美国人”那样，同样不经意地把自己命名为“欧洲人”？——这种态度，这意义重大的最初的随意性，这对命名奇怪但显而易见的无所谓，而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视命名为至关重要，这寒微的洗礼，带来种不可避免的，但是与之俱来的可说是同质的脆弱现实。这还没算上同样是错误的种历史观点，它没有考虑到在个长的非常长的历史时期中，美国化甚至比现在更有问题更不稳定更不确定和脆弱在1882年那篇依然是对国家定义最准确概述的国家是什么？的索邦著名演讲中，难道厄·勒南没有指出，与讲“四种语言”但组成“个国家”的瑞士不同，美国讲“同样的语言”，但像“西班牙美洲”，没有组成“单独个国家”？。它没有算上在很长段时间里，今天被我们称作“少数族裔”的人无法危及民主契约，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根本不被包括在内在那几百年中，在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中——黑人是美国人但不能投票；在那个黑暗时代，犹太人逃离中欧种族聚居区，但当他们来到美国时发现另种形式的反犹主义，尽管这与不久即将蔓延到他们母国的灭绝性暴行不可同日而语，但已恶毒到足以使亨利·福特这类人在他的迪尔伯恩的报纸上兜售犹太贤士议定书；或在第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那个时期，那时说德语成为罪行，在科罗拉多艾奥瓦堪萨斯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州说双语的“日耳曼人”被大众和官方看作是对国家安全的个威胁——的确，这些争论回到过去的个时代，它们已全都被遗忘，但它们所含的回音式的暴力使得今天有关拉美裔人社区把双语主义引入南部和西部州的辩论，相比之下显得不那么严重
文前相关第15节：反思1：作为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4
我应当对这些普遍思考做补充，即在我的整个旅途中，爱国情绪的活力和狂热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应当补充，从纽约州到加利福尼亚，从迈阿密古巴移民社区到南部各州的浸礼会教堂，我听到了更多的“天佑美国”，更多的团结致歌曲，更多提及“天定命运”，更多的向国旗效忠宣誓和集会，更多“促进全世界基督教团结的群众”，更多支持“我们的军队”的守夜，因为是大选年，更多“选民登记”的激励——简而言之，更多“美国信条”的证明，这比我听到的对美国的失望或不满更多。
我应当补充那些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的例子，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们总会找到种方式来提醒我，按人口比例，他们的社区在近来美国战争中，提供了最强悍勇敢的连队。或者孟菲斯的黑人和他们的“双重骄傲”，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者不可分割——现在看起来，我初次访问美国的那个时代是多么的遥远啊——那时越战的反战者处在政治关注点的中心，这些同样的“奴隶之子”处于马尔科姆·和黑豹党的极端分离主义理论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我还应当补充在洛杉矶的伊朗人在纽约的韩国人的例子，还有那些著名的拉美裔人，份最严肃的调查显示，他们第二代说完美的英文，第三代忘掉了西班牙语。我应当补充，在所有这些各自不同的群体，这些丝毫不打算放弃他们不同之处的人们身上，我们可以觉察到种同样自相矛盾的美国化的渴望，甚至是，像理查德·罗蒂所说，为他们的国家“做些事情”的愿望。在他们看来，这种愿望和他们“道德选择”的实践毫不冲突。种通过他们的遗产和品质最终为美国增添更大光荣的感觉使这愿望更增强十倍。
接下来，“政治正确”在欧洲被做了很多文章。从字面上理解，这似乎像是危机的顶峰，区别论的荒谬的登峰造极。最重要的，它标志着不仅是美国，而且是其代表性其知识结构其语言的彻底土崩瓦解。它究竟是什么？首先，难道“政治正确”欧洲人对其大肆嘲弄没有其可敬之处吗？它聚焦于少数族裔和受害者。它的目的是不让承载受辱者历史——已经被当作化石处理——的语言中的任何自动反射不被觉察地滑过去。这里难道没有种形式的大度甚至高尚吗？人类的种种不幸最终不可避免地铭刻在他们文字的历史上，你需要进入到语言洞|岤的中心，深入最神秘隐藏最深的语源学去追踪丑事的沉淀，这个想法难道不是包含很深的真理吗？
我们是否可以，像我们在欧洲所做的，要求普遍化的忏悔，然后突然嘲笑对良心的审视？对美国人来说，这种审视是要在语言交流的最深处寻找原始罪行的印迹和证词。抑或——我在思考印第安人所经历的漫长苦难——当问题涉及被剥夺了面容名字甚至人头数的亡者的时候，当问题涉及隐藏的埋骨处和真正含义上的“完美的犯罪”的时候，难道不仅是公正，而且是紧迫的需要在其藏身的语言中搜寻任何蛛丝马迹？
最后，至于说到其他的，至于说到这种做法中明显的过分之处，它们滋生了这种普遍化的受难者民主的最无道理的面，“政治正确”趋势的最过分表现有时像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化装舞会，有必要对它予以如此重视吗？有必要小题大做地对某些小团体谋划重写格林兄弟的白雪公主，以抹掉冒犯七个小矮人的痕迹大动肝火吗？因为小伙女同性恋档案管理员决定不说“历史”r而说“她的故事”rr，因为某个教授——对不起，女教授——顺便说句，据则未经证实的传言说，要求拆除尊被她指控为性马蚤扰的戈雅捰体复制品，我们是否需要得出结论认为，大学正在变成“校园集中营”或正在遭受“新红卫兵”的侵犯？当家出版社在印行圣经时，把“父神”改为“父母神”，并且为了避免得罪左撇子，他们把上帝的“右手”译为“有力的手”，当位加利福尼亚教授在次演讲中，因为直呼他的个学生“残疾人”而不是“不同的身体天赋”而被起哄，我们是否应该落入宣布语言原教旨主义者获胜和西方文化坍坏的陷阱？简而言之，对待整个这现象，我们是否应当有常常鞭策这运动积极分子的那种幽默和超然，那种看到表象背后的才能？
文前相关第16节：反思1：作为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5
在美国度过了这年以后，我确信回答是肯定的。我确信艾伦·布鲁姆在欧洲和美国的追随者们对这些现象话语和行为做了过分的诠释，它们的意义和影响也许不超过那些法国知识分子，他们以同样的语言激进主义的名义宣布语言本身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发起场名副其实的革命，就像波尔布特和柬埔寨人所做的，把所有字典付之炬。更具体来说，我还有种感觉，那就是在这全部事情中，不仅有种对补偿和正义的不可否认和可敬的期望，同样重要的是，还有种寻衅激怒和恶作剧的方式，它无论如何最终都会泄气，拿出只不过改变了颜色的反麦卡锡主义的修辞武器库来对付它，也许不那么有用。结果摆在那里。例如在黑人社区的语言习惯方面，我清楚地感觉到从前美好的用词“黑”的回归，以反对“政治正确”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制使用的术语。除此之外，我很惭愧地承认，至今我没有遇到任何人把“盲人”说成是“视力受到挑战”，把“秃顶”说成“头发缺陷”，或把“酗酒”说成“天赋的部分清醒”。
也许这是个历史场合的问题。
也许，这与我是在“9·11”之后抵达因此非凡团结的美国有关。
也许，飘扬的美国国旗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仅在年前，它是我在纽波特对美国的初次印象。
但我的结论依旧。如果我必须开具个诊断书，它将是美国模式存在危机，而非濒临灭绝。如果我必须冒风险提供个假说，它将是介于“合众”和“为”之间的新的辩证关系，选择和认同，在两种理念之间，种族的和公民的，民主的和共和的，它继续构成——当然以种不同的方式，基于种不同谈判的妥协——仍然被称为美国的日常公民选择。如果，尽管切特别是美国迷惘的证据日积月累，我必须赌未来，它将是个旧国家模式基于新界定的重组——老的界限被重新安排。美国的确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同，在那里才干和反才干奉献和掠夺，或用宗教术语来说，忠诚和异端的微妙平衡，允许对种特定认同的确认自视为是对其恰恰在剥离的国家的充实。如果我不得不打赌，这双重确认，这象征性的永动的交换将继续下去——美国的认同机制尚未做出最后结论。
当然，这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欧洲所知道的模式。
美国过去从来不是并且将永远不会建立在个“种族”的延续上这不言自明，也不会建立在种基于土地的团结种内在的原生性没有人比美国人流动性更强本土感更弱或甚至建立在个完全共享的历史个全然的共同记忆上。归根结底，民族构成的最后特征就是记忆，这万物湮没后的残余，这被勒南称之为“记忆遗产”和“努力牺牲和奉献的悠久过去”，当种族语言宗教归属地缘亲近和集体利益的作用依次受到质疑后，这是民族存在的最后道壁垒。少数民族的文艺复兴恰恰有志于此并使事情复杂化——当每个族群在寻找埋没的记忆不同的根另类的神话迷思另类的英雄，简而言之，另种起源的传奇，它们构成种微观历史，当然不是取代而是充实伟大民族史诗。同时，无论你喜欢与否，也使这史诗头绪不清
它肯定会是抽象的。
它从来都是抽象的。它从来就是这样个人工制品，由来自不同地方的没有共同过去除了共享种期望和理念外别无共同之处的人铸成。因而，它永远只会更加抽象。与过去相比，这个没有基础准确说是没有“前提”的国家，将更会由这种理念亦即个根本法的纯粹力量团结在起。所有经典的本身来源不清的关于民族的推论在将来和现在都难以解释这个令人费解的国家。种社会契约？卢梭所说的那种分散的个人在决定订立契约的辉煌瞬间组成|人民的关系，和个由彼此陌生的各种实体组成的联邦复合体，在借助不断重塑的美国化来认识彼此的同陈并列的语言风格和社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种国家意志的模式？不，在不同社区和联邦政府的关系中，在由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力量关系所做出的时断时续经久不竭的系列妥协中，没有任何东西会像国家意志理论所暗示的那样，由于国家意志的撤出而解体。不，所有这些推论都不成立，而事实看来无可否认：这个国家继续遵循托马斯·潘恩所珍视的“持久耐力”原则；它体现在种真正非凡的爱国主义，不仅是宪法上的，也是被具体地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它产生出种忠诚和纽带的奇迹。在圣迭戈，沿着墨西哥边境，桑塔·阿纳警官获有全权，不带多少犹豫或负罪感，去追捕那些可能被误认为他的父母或祖父母的非法移民。
文前相关第17节：反思1：作为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6
根强大但最低限度的纽带把美国绑在起。
种附着的强大力量，但不是坚定不移。
个有高度——非常高度——象征性紧张的地方，但却是个中立的个几乎空虚的地方。
是的，根据康德关于理念的论述，个空虚的国家；与卢梭的概念不同，个没有直觉和目标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个康德式国家。
当然，不是什么是启蒙中的康德。他把国家描述为个从他们的决心和环境中剥离出来的自治个人的集合。
而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另个康德，他认为理念是个放大的概念，实践理性和行动的理想，在绝对和无条件中的投影，但没有与之相应的目标或直觉。
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国家。
个没有本体或常态的国家。
个“处于永远建构”中的国家，哈贝马斯在写给罗蒂的信中对此写道，它从来不是美国例外论的奠基论述的浮光掠影的读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个“自然的礼物”。
句话，个不可知论者的国家。
个颠倒了康德的步骤对信仰进行限制给理性留出空间的国家。
如果词汇有任何意义，如果人们想要不打折扣地接受所有“广泛和任人解释”的自然的偶像崇拜的以及传统的民族主义业已贬值，这个国家比普遍认为的更令人难以置信。
个国家，仍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令那些傻瓜同样感到吃惊，他们认为这是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甚至虔诚和笃信，他们认为美国坚信——我就要来谈这个——它的天定命运和文明使命，他们喋喋不休地到处说这个国家受到狂热主义的邪恶精神的威胁，它的爱国主义与其原教旨主义敌人颇为相似——这个国家创造了，并且从严格意义上讲，继续创造现代最可信的无神论国家之。
个奇怪的几乎无法定义的自治实体的美国，简而言之，它的纽带似乎存在于无限但响亮地重复它听起来普通的名字；或者，存在于不加渲染近乎空洞的但自我实现的预言中，正如比尔·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所宣称，这取决于“每代美国人”来“定义美国是什么”：对此，我个人想说的是，归根结底，美国不是别的，只是个旨在产生更多美国人的非凡而又平凡的机器——个宏伟的幻想，个理念，或者最后次引用尼采不合时宜的思考，那些“有用的错误”之，那些“天方夜谭”之，它容许个人，无论何人，来代表他是谁和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变成谁。
太微不足道了吗？
的确，它不多。
但仍然，个多大的安慰
当你想到我们法国国家的雅各宾教的鼓铙和雷鸣般的大管弦乐队，这里多么安静。
美国是个多么大的幸运，个多么大的成就，当你想到在法国，两个同音异义的原则曾经并还在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天堂和人间理念与实际抵抗运动中的戴高乐主义者与维希主义者的两种爱国主义，后者从未设想过从他们被占领的神圣土地上分离出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站到了最坏的方。是的，多么大的种幸运，你自然而然地坐享种民族的和种自发的共和国的认同。这个认同的基础在云里，在人们的脑海里，在上，在法律中。
简言之，个多大的奇迹，当你把这希望成为美国人的超然的中立和由此产生的种种表现，与粗俗的欧洲动物相比较，那丑陋的秃顶怪兽，吞噬着感官血液和傲慢，萨特在阿多拿之谪民中用它来代表邪恶国家。
当然，美国并非没有任何傲慢。
但这里，我们也应该达成致。
我们需要在话语上取得致，明确它们的含义。
这种美国式的傲慢是个身份认同的问题。部族的。分离主义者。也许个人的。但不是真正意义上国家的。
在美国，少数族裔有种自我抬高，种傲慢，种骄傲。但反思之余，我不确信它可被称为“双重骄傲”，或这种骄傲与另外种与身为美国人连在起的不那么强烈更加动摇并且突然间更为轻松的骄傲的性质是样的。
文前相关第18节：反思1：作为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7
抑或，毫无疑问，现在有种加在人民头上的压力，它和从来是——当前尤甚——谱成民族牧歌的认同效忠绑在起；也许这高压——或者在些情况下，这胁迫，构成座迫使个人以其性别认同种族族裔背景而界定自己的监狱；然而美国化不是，或不再是，或很大程度上不是这样所监狱。
或者，甚至更佳，用托克维尔式的表达，今天存在种少数人暴政的危险。托克维尔说的多数人的暴政说应当被颠倒过来，因此表达为少数人的暴政。也许，这就是那些最终毫无根据的——当仅限于指责“肯定性行动”和“政治正确”——针对少数民族指控的“合理内核”。也许这是认同政治的真正危险。也许，旦伟大的民主革命已接近尾声，并完成部署其“不可抵御和未知的”的力量，从这些被神圣化和被捧上天的少数族裔中可以产生或已经产生这言行划的邪恶精神这准则的压力这对个性的厌恶这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怀疑，托克维尔那时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把这归咎于多数人的影响。也许，美国社会结构见证着种不是对团结的整体而是对多元的整体的缺乏敬意，也许受到真正伤害的不是社会——社会可以很快地摆脱它的巴尔干化，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而是普通美国人，他们发现自己被变成群简单的单声音的顺民，尤为令人窒息的是它以种自然而然的形式，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有效地完成了这种全方位的颠倒每个人都调查个人，位伟大的美国演员在华盛顿对我谈到这点。可以肯定的是，危险不是源于，或者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源于美国化。可以肯定，与个世纪以来美国生活方式的诋毁者所谴责的截然不同，美国化不是台异化的机器，那种顽强的有时虔诚和几乎宗教般地成为美国人的意愿，更多的是种行动的倾向，在这种环境下，成为非异化解放以及事实上解脱的种工具。据我的观察和调查，冒着混淆整个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祈求我们去区分彼此的风险，冒着把种起源或种来源的“神圣化”和部宪法文本或基本权利宪章可能具有的“神圣性”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不同主张，打入同个模糊定义不明的“宗教性”的包裹中的危险，无可否认的是：在可能的理念的神圣性和社区影响巨大的神圣化之间，在两者辩证的关系中，在它们之间重要的复杂的象征性的不断发生的交流中，理念，如它曾经对于开国元勋们来说的那样，再次逐渐但肯定地成为解放原则。
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你可以对整个原则持批评或积极的看法，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信条，历史的或前瞻的。你可以，像我样拒绝隐瞒它的黑暗面，它不可避免的阴影。你可以拒绝忘记洛杉矶苦难的种族聚居区，或伊拉克阵亡士兵的母亲，或在沃斯堡的展销会上，那些以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名义支持自由买卖战争武器的蠢人，当然还有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没有医疗保险的数百万人。但是，个细节依旧，尤其是它没有被最近的扬基生活方式的杀手所忽视我指的是恐怖主义国际组织，对他们来说，洛杉矶备受贫穷困扰的少数族裔聚居区显然不是带来心灵不安的关注所在——我指的是那些圣战主义者，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他们旨在毁灭美国最好的东西：言论和思想自由平等妇女权利民主——这基本但决定性的细节即是：仅在身为美国人这事实中，或至少使自己的言行像个和希望成为个美国人的事实中，有种温柔种轻松种自由，句话，文明的元素。这个细节，即使有了所有发生的事情，仍然使美国成为今天世界上少数几个仍然可以呼吸自由空气的国家。
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
文前相关第19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1
恐怖主义问题。
在过去几年，这个问题显然成为这个国家不得不应对的基本问题之，除了对伊拉克战争偶尔做出的评论，除了我写的关于关塔那摩监狱，或者有关迪尔伯恩的阿拉伯裔的自信，或者有关布鲁克林的正统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担心，最后还有关于东岸机场对于安全和防止袭击的走火入魔的几篇文字之外，我发现我几乎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来谈谈恐怖主义。
贯穿整个旅程，我直听到人们不断谈到美国如何正在经历其新的弱点发现以及它对此的思考。
在旅程结束之际，我感到为了应对这类新威胁，以及被涅恰耶夫认为从来就是恐怖主义首要目标的非常特殊的“心理震撼”，美国人有3种截然不同的话语，3种可能的探讨，每种下面都署有3位知识界重要人物其中之的名字。
首先，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教诲。
当然，福山不是个恐怖主义理论家。
但你记得那篇文章——然后是那本书——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他宣告“历史的终结”。
这是黑格尔的理论，他把拿破仑在耶拿的胜利视为法国革命理念的胜利和它们普世化的开端。
这是马克思的理论，召唤个即将来临的无阶级社会，他对此顺便写道，“新美国”用其使“工人潜能得到最大发展”的方式，显示出最为明确的预兆。
这是亚历山大·科耶夫的理论，1938年他主持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吸引了许多未来杰出的法国知识分子参加——从萨特到巴塔耶，从拉康到莱里斯和梅洛－庞蒂——他声称1806年以来发生的切只是以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为名义的“革命力量”的“延伸”；“两次世界大战”用它们“大大小小的革命进程”，使得“外省陈腐的文明”和“最先进的欧洲历史地位”相结合；现在，没人说得清谁——“美国人”那些“富裕的中国苏维埃”，或“俄国人”和“中国人”那些“仍然贫困的美国人”——最好地代表个处于实现过程中的“无阶级社会”的诺言。
对，这也是福山的理论，柏林墙的倒塌取代了拿破仑的胜利或无产阶级的复仇。这是这位黑格尔学派知识分子把现今的人类大事解释为既不是“冷战终结”的标志也不是后1945年编年史的“特殊阶段”而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最终的顶峰时所运用的理论；这种理论，旦受到认真对待上帝知道美国对其照单全收，当它涉及恐怖主义问题时，将会有即刻和重要的影响。
如果，事实上，福山是对的，如果自由民主不仅战胜最顽固的而且战胜它的最后的敌人，如果已经在布拉格柏林布达佩斯索非亚华沙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确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仅仅是种不同的制度，而是“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换句话说，如果世界真的进入了他所崇敬的大师已经预言过而他福山是第个清楚认识到的这个伟大时代，这种最终全面的成熟，个每天都是礼拜天的星期，这意味着历史已经穷尽了它的风云人物和理念，世界已无处容纳最轻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质疑。没有谁能挑战今天正在君临天下的资本主义自由秩序。
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事件。
人类将继续马蚤动不安，各种事件将层出不穷。
但它们将不会带来惊奇，也没有未来。它们只是虚张声势，是替代品和幻象。它们将是部历史最后的快速单脚旋转，与魔鬼让我们相信他不存在的最后诡计不同，这个历史将做出巨大努力让我们确信它确实存在。恐怖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将是其中的种努力。它将是那些无根基的幻象之，那些没有结果的事件之。它将是人类历史显示出的那种锲而不舍的表象，当它使我们认为它在继续但实际上业已蜕变成出转瞬即逝的虚缈的皮影戏。个附带现象。个血腥但不重要的迹象。场后卫战。个最后的摊牌。次震撼。个暂时的失误。个纸老虎。没理由对此小题大做。没有什么将预示历史某种程度的回归。当然没有理由发动场像有史以来西方针对所有过去敌人的战争的那样场战争。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没有如此遣词用句。
并且，我不知道他是否写过其他文字，对恐怖主义和如何应对的问题做过不仅是带而过的探讨。
但这是他的立场。
更确切地说，这是唯与历史终结理论相致的立场。或者反推，从福山理论的立场上来说，把恐怖主义视为附带现象是唯可成立的理论。
文前相关第20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2
我们低估了福山的思维方式在当代美国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和中心性。不论在哪里，所有那些不愿把恐怖主义变成场悲剧的人，所有那些认为场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争的念头本身看起来是种概念和实践相脱节的人，所有那些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忙于在阿富汗的丛山中搜捕个犯罪的非政府组织及其扬格式的沙特阿拉伯“福雷斯特总长”的形象荒谬可笑的人，所有那些认为或假装认为只有警察和司法制度才是对付基地组织的唯现实途径的人，无论他们属于何种政治派别，都是福山理论的某种支持者——彻头彻尾的或非官方的：他们信仰个“普世的同质的政府”，它建立后首先采取的姿态之将是以确保维护地球秩序的警官团取代昔日的武士种姓。
还有亨廷顿的解决方案。
不是那位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他排外的我们是谁？的著作中，把3000万拉美裔人，特别是墨西哥裔人，打入片不可名状的野蛮的外太空黑暗之中的亨廷顿。
而是另外的亨廷顿。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专家，就在福山之后不久，他在发表于外交双月刊上的篇文章中，然后在几年后出版的本有影响的著作中，重复并反驳他学生的观点。
历史没有终结，他反驳说。
没有重大战争，使你得以大谈新黑格尔福音的这些年，只是个“历史的假日”。
这个你我都在理论化的世界将继续是，并将长期是，个深刻的多元世界，块发生大危机大动乱大战争的沃土。
这多元化的原则，无休止的激烈的差异的起源，这自人类存在以来，并且只要人类还继续存在，推动历史前进的第个和最后个动力，不是黑格尔的良心冲突，不是马克思的不同阶级，甚至不是欧洲保守主义理论家的国家，而是那些“至尊”的总合，被他称为“文明”和“人类需要把他们自己与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最高级别的文化认同”的冲突。这是阿诺德·汤因比里程碑式的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正如马克·克黑朋在他的文明冲突的幻象文中所阐释的。
这是西方的没落和12年后本不太知名的书决定年代中的斯宾格勒主义，他在书中设想了个因为“竞争的多种文明”，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大众”反对“大体说来所有白人”的冲击而千疮百孔的20世纪。
最后，这是卡尔·施密特的理论，亨廷顿在书中几乎未曾引证他，但在1920年代的德国，作为第三帝国征服欧洲计划的先驱，当他详细阐述他把政治定义为区分“敌人”和“朋友”的艺术的洞察力时，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世界分成超国家单元，每个单元符合个单独的历史传统。
那么，这就是亨廷顿的理论及其支持他的八种敌对“文明”的原则，这些文明是：首先，“西方的”他把它与第二种“斯拉夫－东正教的”区分开来；第三，“日本的”不要与第四种“儒家的”混淆；第五种，“印度的”他还说“印度教的”；第六种，“非洲的”还有第七种，“拉丁美洲的”；最后，“伊斯兰的”它也许会与“儒家的”文明结盟成个“轴心”，它们的结合是今天威胁西方的主要危险。所有这些文明都被看作是不可沟通的具有毁灭性的实体，卷入公开的或潜在的战争。
事实上，如果亨廷顿是对的，如果人类的统原则的确是他所理解的“文明认同”，如果地球是为了控制领土或推行它们各自版本的世界大同的文明冲突的长剧的舞台，并且，最后，如果在所有竞争的文明中，伊斯兰文明是与我们的文明最不同最有敌意的个，那么，骰子掷下；世界还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试验不同解决方案并强力将其施行；伊斯兰文明是其中的种试验，恐怖主义只是它看得见的初期迹象；以此反推，反恐战争必须是场反对伊斯兰文明的全力以赴的持久战。
这里，再次，我不是说亨廷顿用完全同样的语言来阐述自己。
文前相关第21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3
我不知道他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权威性文字。
但这肯定是他的观点的核心。
并且，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观点为美国的或所有的观察家提供了个理论框架，他们认为，首先，对恐怖主义的回应，不是警察而是军队的事情；其次，如果这场战争的目标的确是基地组织，那么这个目标就包括在场更大的对峙中，场没有任何怜悯或保留针对无可挽回地反对美国和欧洲价值观的“伊斯兰文明”的战争。
亨廷顿的影响是什么？
与福山的影响样大。
我没有把他过于热心的呼吁场十字军东征的信徒算在内——他本人要谨慎得多。
我也不谈——虽然他们可以利用亨廷顿对伊斯兰教的“流血边疆”或对我在迪尔伯恩遇到的些阿拉伯裔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的怀疑的模糊声明——那些想看到上百万受到怀疑的公民被驱逐出这个国家的极端狂热分子。
但毕竟，他是查尔斯·克劳塞默的知识向导，当后者对福山解释伊拉克战争在反恐斗争中的作用，尽管本·拉登和萨达姆·侯赛因之间没有具体联系。
他启发了诺曼·波多霍雷兹。波多霍雷兹在2004年9月的篇文章中解释说，世界，特别是美国，正在卷入第四次世界大战，面对此，法律策略或精心选择的报复都没有任何意义。
并且，他激发了新保守主义中的个派别但只是这派，因为我们将看到，总体而言，新保守主义的情况更棘手和更难以诠释，他们把与伊斯兰主义的全球对抗主义作为新世纪的核心挑战。
并非总被承认，他是另部分美国意识形态之父。他们与把反恐政策视为简单的警察行动的过于局限的观点针锋相对，坚信这是场席卷全球针对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全方位的全球战争。
个简短的政治插曲。
人们可以清晰地阐明——像马克·克黑朋那样——反对亨廷顿的4个基本理由。
首先，他由“文化”“哲学”或“宗教”而构成的“文明认同”观点的“理论弱点”——这些不同术语未曾被真正勾勒过，并且没有在三者间排定任何清晰的优先顺序。
其次，不论使用何种术语，坚称这些不同文明的排斥性势不相容本质和本体的不同属性，以致它们实际上除了互相攻击或互相忽视外没有任何选择的观点是天真的：按照这种假设，我们如何看待文化之间的联系和接触？难道真正的文明不是本质上多样化，扮演在保留认同的同时又杂交出不同的双重角色吗？最后，如何解释列维－斯特劳斯的首位信徒告诉你的那些构成世界上所有文明共同基础的普遍的永恒因素？
第三，这类民族政治把相对主义做了最坏的应用：如果不同文明是如亨廷顿所宣称那样自我封闭和互不沟通，人们怎能不得出结论认为有些文明适合民主，其他的则不适合？人们怎能不把人权只保留给那些业已存在并与之结构性相连的文明？基于过去20或30年间迈向个康德式的世界原则的有限进步——用不着诉诸新时代有关世界公民和四海家的蠢话，我们难道没有理由对这种理论所意味的倒退感到担心吗？我们难道没有理由惧怕这样个世界的诞生，在那里，对于人道主义大灾难或种族灭绝的干涉的概念会看起来是如亨廷顿所言，绝对的“不道德”？
第四，针对伊斯兰文明本身，针对这个据说不能实行民主的文明，经验的和不容置疑的反对理由依然存在——也就是，两位杰出的埃及政治分析家他们使用共同的假名“穆罕默德·侯赛因”所说的“自由的南面”：在伊斯兰世界中存在着从内部抵制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说教的温和与现代化的趋势，以及伊斯兰启蒙运动与它的冒牌萨拉主义或瓦哈比主义双胞胎的伟大和悠久的分道扬镳的现实和陈腐的成见多么不同。换句话说，用同样个词和概念把马苏德和塔利班，被开膛的阿尔及利亚妇女和她们的圣战者刽子手，激励了当代原教旨主义的赛义德·库特布和伟大的埃及学者塔闼维——后者在1826到1831年住在巴黎后返回家乡，确信他的国家应当引进使法国繁荣的理念和价值观——相提并论是荒谬的。
文前相关第22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4
第二个政治和理论的插曲。
我有反对福山的另外4种理由——在不同的水平上，涉及不同的问题。
第，齐克果的反对：制度是码事，主观能动性则是另码事；前者的包括性，合性，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个绝对政府计算预见以及事先整合反对它的异议的能力，将永远打败不了后者的无法减少的突然爆发的不断更新的个体性——即使是人肉炸弹的骇人听闻的个体性。
第二，托克维尔的反对：当然是条件的均等；不用说，个无阶级社会；让我们假定科耶夫是对的，他宣称个人类退化到只有需要，并首次返祖回到我在西岸大都市区和拉斯维加斯镀金地狱嗅到其气味的“动物性”的时代；即使这样，谁能宣称人们停止了为出名而战？人们怎能如此肯定地声明，相象和相似是亲近与和平的源泉？难道“民主”的教训之不是相似者之间的仇恨最难化解吗？无独有偶，从纽约到马德里，从伦敦到拉合尔和卡拉奇，新闻向我们展现的恐怖分子面孔是被他们甘愿与之同归于尽的社会所塑造整合和西方化的。总而言之，他们对我们的注视难道不是种令人不安的奇怪的镜中反射吗？
第三，然后是黑格尔的反对：现象学的作者的确说了那些我的同代人让他说的话吗？在哪里？在哪篇文字中？确切地说，怎么说的？难道不正是科耶夫黑格尔的伟大传道者，集卡里奥斯特与大煽动家哲?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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