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表明大寨陈永贵在**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出自何处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发动的，运动从1964年开始，这些早成定论。“文化大革命”暴发之后，报刊媒体上每有“农业学大寨”这几个字出现时，都排黑体字加上引号，称“最高指示”，即**语录。从那时开始，直至十届三中全会前后，直沿用10多年。所以，对**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的说法，似乎也早成定论，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条沿用多年传遍全国上下人人尽知的“**语录”，却在所有的档案资料里都查找不到直接的出处。
当年我曾参加过这查找过程。
1964年我被新华社派到大寨昔阳“蹲点”调研年。先驻在大寨，但大寨是全国最为封闭的山村，根本“蹲”不进去。3个月之后便转向昔阳县。恰在这时，新华社总社国内部农村组给我们下达了新的要求：立即着手准备搞“农业学大寨”十周年的报道。当时全国上下都说**于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今年1974年正是十周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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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铁姑娘”挑水抗旱1
接受了这任务，首先遇到的个问题是：**“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是1964年何月何日，在什么场合发出来的
对我们的询问，总社国内部农村新闻编辑组的领导说，在北京查找不到具体日期和出处，要我们在昔阳大寨和山西省细细询查。
**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这种说法多年来直这样沿用，已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不仅有报纸文件上的黑体字加引号的语录，而且还有**书写的这口号的手迹到处可见。可细查起来，却找不到任何可靠的证据。在昔阳我找了几乎所有应当找的人，细细地翻阅了有关档案，查了切能查到的资料，却没有个人说得清楚出处，没有件材料可以作为权威证明。
昔阳现有的材料中，最早出现“农业学大寨”这口号，是1967年2月昔阳夺权后县革命委员会出版的油印小报大寨烈火上。这份油印小报上刊载了当时陈永贵的次讲话。他在讲话中说，**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但具体日期场合都没有交代。次我当面问了陈永贵，他说当时上上下下都是这么说，自己跟上说的，并没有什么确切的根据。
另有几份材料说了具体日期，却相互矛盾：郭凤莲1973年10月18日在次讲话中说，**1964年1月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昔阳县委副书记王贵科次讲话中说，1964年12月**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我们询问了这两位当事人，他们都说不记得当时是根据什么说的了。
之后，我又跑趟太原，到山西省委山西时报等多个单位查询，结果还是空手而归。
在我到处查找的同时，新华社山西分社也在查，**昔阳县委大寨党支部还通过陈永贵，在北京向中央有关方面查询。后来听说，中办等单位正式回复：经过认真查找，档案中未查出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的可靠出处，更没见到**这5个字的手迹。
连续两个月的查找，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所以，新华社纪念“农业学大寨”运动十周年的长篇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昔阳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8月30日播出。报道只好笼统地写道：“伟大领袖**发出的农业学大寨号召，已经10年了。”但到什么时候，何月何日是整整十周年为什么8月来发这篇报道稿子均无法做出交代。
接着，大寨所在的晋中地区，**晋中地委纪念“农业学大寨”指示发表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于9月举行。对于**主席发表这号召的具体时间，不论是晋中地委领导和参加活动的代表们的发言，还是会议文件及会议的报道，都是含糊其辞，笼统地说：“**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指示。”
在查找过程中，有些在60年代在国家或山西省农业领导部门工作的老同志，向我们提出建议，不妨改变下查找的思路，扩大查找范围。有人说，据自己的记忆，**最早说的不是“农业学大寨”，而是“农业靠大寨”，“靠大寨精神”。有的同志还拿出书面材料来加以证明。**最早讲到大寨是1964年5月10日1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次工作会议上，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在讲话中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耕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亩稳产高产农田，要点面结合。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1964年内，**还在不同场合讲过大寨，但都是讲“农业靠大寨”或“靠大寨精神”。这年年底，12月7日，**在批准国家计委拟定的长期计划程序时又次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工业靠大庆精神”。
1965年11月1日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在北京举行。展厅大门前有醒目的大字横匾，写的是“农业靠大寨”。为此次展览开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也是农业靠大寨精神。展览会后，利用展览材料编印的各地有大寨书1966年2月农业出版社版，中央农村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农业靠大寨，这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得出来的宝贵经验。”
大寨“铁姑娘”挑水抗旱2
1966年4月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编印的按**思想办人民公社书，在前言中说：“**教导我们发展农业靠大寨，靠党的政策，靠5亿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学大寨”这5个字的“语录”在1964年1965年这两年间均未出现过。用黑体字排出来当成**语录，最早于1966年8月出现。这年8月1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中全会，8月12日发表的公报说，全会完全同意1963年5月20日**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的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些问题，即；完全同意**同志近4年来提出的系列英明决策，主要是：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从此之后，“农业学大寨”便作为“最高指示”广泛引用。
但是，严格地说，这次中央全会公报并没有讲明**在何时何地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只是笼统地说是“近4年来提出的”几项决策中的项。所以，查到最后，还是没有真正查到“农业学大寨”这段语录的出处。
至于使用许多地方的**手书“农业学大寨”这几个字，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资料处研究人员肖克之的文章农业学大寨的由来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二期说，**这5个字的手迹最先出现在1970年1月我国在阿尔巴尼亚举办的“中国建设经济成就展览”上。该展会大厅中展出**3幅手书条幅，其中之就是“农业学大寨”。但是，这幅**的手书是他亲手写的，还是办展览的人集字拼出来的，肖克之没有说明。
经这样番考据，问题看得更清楚了：**“农业学大寨”这语录确实不是出自1964年。但是，我以为，说“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开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作为**主席的“最高指示”正式发表出来，时间要晚两年，但作为中央的决策，即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学习榜样，号召全国农村学习大寨经验，则在1964年就已经确定了。
这样说有几个根据：
1964年3月，**主席在停在邯郸的火车专列上，从山西省委第书记陶鲁笳的汇报里，知道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表示了极大兴趣，给了热情赞扬；之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农业靠大寨，自力更生，他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二1964年5月，农业部廖鲁言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之命率调查组到大寨作了为时21天的全面深入调查，最后向中央国务院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在调查结束时，廖鲁言在给大寨的干部们的谈话中，就明确讲到了“怎样把大寨红旗举的更好”的问题。请注意，他讲的是“大寨红旗”。这个提法是很不寻常的。他接着讲道，“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这些话绝不是他敢自作主张，随意说的。显然，“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树大寨”，是中央的意图。这也为后来形势的发展所证实。
三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我们所有机关和广大干部，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可以说这是中央政府正式发出农业要学习大寨精神的号召了。史家都把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正式展开的。
有了上述事实作依据，可以说，党中央于1964年已经确定在全国农村推广大寨的经验了。
1964年，对大寨，对陈永贵都是极为关键的年。十年奋斗十年创业，十年生聚，成就了大寨，也成就了陈永贵大寨精神和大寨的成就鼓舞振奋了全国人民，最终引起**主席的重视，亲手把大寨树为全国农业战线学习的榜样。场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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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铁姑娘”挑水抗旱3
这对大寨人和陈永贵来说，是个天赐的可逢而不可求的历史性特大机遇。他带领大寨人创造的“大寨精神”及“大寨经验”，若能通过这场运动，结合各地实际，在更多的有条件的地方普及推广开来，起码可以为北方广大干旱半干旱土石山区的农业发展树立榜样，提供经验，给亿万求温饱而难得的农民造就福祉。若如此，大寨和陈永贵于国家于民族功莫大焉。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场运动生不逢时，“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之日，正是“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动之时，这就注定它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左”的轨道，造成悲剧。
陈永贵是太行山里个小山村的农民。但他不是个普通农民。他既有中国农民的传统特点，又有普通农民无法企及的智慧和才干；他能吃苦性格倔强，事事不甘人后，又热心公众事务，为人处事不怕“吃亏”，有吸引乡亲们跟上他走的魅力；他没上过学，但善于学习，实干而不保守，有理解接受新事物的敏感。他是中国农民中的佼佼者。乡亲们佩服他，说他是个有胆量敢干有本领能干“大事”的“能人”。应当说，古往今来，农民中这种出众的能人并不少见。但除了极个别之外，多是默默无闻终生，个个都被历史的尘埃无情地埋没了。陈永贵能够在太行山里成就番事业，脱颖而出，成为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应当说他是幸运的。是时势造就了他这位农民英雄。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战线英雄模范辈出，受到**主席赞扬的也为数不少。但没有谁能像陈永贵这样受到重视信任。他大权在握，号令全国农民轰轰烈烈地领导推动着场席卷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陈永贵有着他特有的智慧才干和办大事的雄心壮志。
陈永贵是个实干家。他带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进行十几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不仅改变了大寨的旧山河，改变了大寨人的命运，也创造出不甘命运摆布，靠自己的双手和科学技术改变生产条件，发展生产的“大寨经验”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涵的“大寨精神”，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但是，这些特殊的经历也使他经受了些极为特殊的考验，使他成了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他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个特殊的人物。特殊的世势为他搭就了个大舞台，使他有番淋漓尽致的表演，才干智慧得以施展，弱点和局限也表露无遗，他的人生70余年，大起大落，浓墨重彩，不同凡响。而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陈永贵这个人及他诸多言行才分外引人注目，引来八方评说，褒贬不，议论纷纭。所以有人说，如果陈永贵不走上最高领导层，仍然是大寨党支部书记，个劳模，也许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陈永贵也是“左”的错误的个受害者。
这切都是历史。在当时，大寨陈永贵都没有力量摆脱那股政治潮流，“农业学大寨”运动刚刚开展就出现了许多不祥之兆。
1965年5月**昔阳县委发表昔阳学大寨运动的转折点文，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看成“农业学大寨”运动向“左”转的个先兆。此文认为，“四清”运动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转折点”。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也就解决了学不学大寨的思想问题。过去“对大寨生产建设中的成果看得清，而对大寨生产建设面貌起了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总结不够。”因而“对大寨革命精神宣传不够，没有抓住学大寨的要领。”文章的结论是：学不学大寨“确是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是要不要总路线，要不要政治挂帅，革命不革命的大问题，而绝非个简单的方法问题。”
1965年7月，**昔阳县委又发表了学大寨是场思想大革命的文章，说“大寨精神是革命精神”，学大寨必须坚持“两条道路斗争”。并说，“大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纲，是深入广泛地开展学大寨的纲。”
大寨“铁姑娘”挑水抗旱4
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山西日报农村部编写的怎样才能把大寨经验学到手小册子说，“就学大寨的全部经验来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他具体经验是目，纲举才能目张。”
当时，这些言论在全国上下的舆论中虽未形成主流，但是，这却是个不祥之兆。“农业学大寨”运动从开始，就向“左”的潮流靠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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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运动初期的陈永贵
1964年，对于大寨和陈永贵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年。也是大寨发展道路上的陈永贵人生道路上个极为重要转折点。从这时开始，大寨逐步从“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向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典型”转化；陈永贵则从抓生产建设转向，从“生产能手”逐步变成“阶级斗争的闯将”。
大寨被树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红旗时，正是“左”的指导思想走向极端，“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动的时刻。“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之日，也正是“大寨经验”开始向“政治典型”演变之时。这不能不说是大寨的悲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要大寨和陈永贵挣脱“左”的路线影响，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没有这样的力量。对此，我们应当同情，理解，不要苛求责怪。
但是，作为个基层干部，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自身也有其严重的弱点，在成名之后，他不甘寂寞，极为自信地，积极主动地投入“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大潮。当时，全国各地有很多农民出身的劳动模范，对当时开展的些运动，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思想认识上很不理解，因而行动上也就跟不上。他们中不少人宁愿被运动大潮淘汰，而没有昧着良心硬跟上去“趁风扬尘”，“就水和泥”。所以，“文革”起，大批劳模桂冠纷纷落地，不少人被当作“走资派”被揪斗。而陈永贵，对“左”的套，思想上似乎没有点“不理解”，而且常有“创造性”的发挥，常有惊世骇俗的极端化话语传出；行动上没有任何迟疑，而是坚决地投入，不断弄出“新套套”。所以，有人说，在“文革”风浪中，他是个“弄潮儿”，面对浪高过浪的各种运动，和令人惊心动魄的险恶斗争形势，陈永贵“如鱼得水”，应付裕如，“扑腾”得很欢。他的才干找到个舞台，得以发挥，同时，他思想深处农民的或者说小生产者的种种局限和个人思想意识和品格上的种种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
与“四清”运动抗衡上1
1964年，大寨成名之时，正逢“四清”运动在全国农村红红火火地展开。陈永贵“”的才华首先在“四清”运动中得到展现。
陈永贵在治山工地上拉车“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是党中央和**主席发动领导的在农村开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群众运动。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河北省保定地委在农村开展“四清”，主要是清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农民群众意见最多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等4个方面的问题，称“小四清”。这些清查工作，在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管理混乱和干部作风问题，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社员比较满意。同时期，湖南省委也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
1963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肯定了保定地委进行“四清”和湖南省委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做法和经验，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进行次以清理账目财务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会议上，将各地的这些经验概括为句话：“阶级斗争抓就灵。”
按照**的部署，搞“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以抓农村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来解决农村存在的问题。
1963年3月，**主席提出，在“四清”中，对干部要“洗温水澡”，不洗不行，水太烫了也不行；还就农村形势的估计提出，过去站着看不见地上有蚂蚁，蹲下去也不要看地上净是蚂蚁。从此“四清”试点在全国各地农村展开。各地开始集训干部，选择若干社队进行“四清”和社教试点。
1963年5月10日，中央批转东北局和河南省委的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方针是“正面教育，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以“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对运动布置，提出“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
从上述**主席对农村形势的分析，中央对“四清”方针的指示来看，运动初期，开展阶级斗争已是中心任务，但对形势的估计还不像后来那样严重。
“四清”开展后，中央还十分重视农村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1963年5月23日，中央批转了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成社会风尚的调查报告。中央的批语指出，这是“关系到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的件大事。
经过试点和系列工作，“四清”运动便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后来，“四清”逐步发展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理内容也从上述4项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与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城市里开展了“五反”运动，后来城市也改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四清”成了在全国城乡同时进行的群众运动，主要目的是通过“四清”，对城乡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后来这场运动主要在农村开展。
在“四清”运动发展过程中，从1963年5月到1965年1月，党中央发布了若干重要文件，其中特别重要的有3个，人们习惯简称之为“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
“四清”中第个重要文件是1963年5月20日发布的**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是1963年5月，**中央在杭州召集的中央局书记会议，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后拟定出来的。因为内容共计10条，开始简称“四清十条”。4个月后，中央又制定了个文件，也是10条。为了区别，通称杭州会议制订的10条为“前十条”。
农村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这次杭州会议的主要议题。**主席将浙江省七个有关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印发给与会者，他在批语中号召，“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同时指出，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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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清”运动抗衡上2
**在这个批语中还提出有名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论断。
开展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避免反革命复辟已成了这次“四清”运动的重要任务。**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根据**主席的这些指示，这次会议制定的“前十条”强调指出：“在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同志反复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还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当前的这场运动“就是从**同志的这个思想出发的。”“如果离开了**同志这种正确的分析和论断，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使我们的农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地发展。”
“前十条”还严肃地指出：“中央认为，在干部和党员中，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克服各种违背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前十条”还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这样。”要求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建设贫下中农组织1964年正式定名为贫下中农协会。
杭州会议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期分批在全国展开。中央和各大区省市领导干部纷纷下到农村蹲点，各级机关都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农村参加“四清”即“社教”工作。
时过4个月，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这个文件的内容也是10条，被称为“后十条”。“后十条”是1963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研究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为解决各地提出的具体政策问题，制定的份文件。在“后十条”里，党中央进步明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按照**同志的指导，这次运动应当抓住个要点，即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在这5个问题中间，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学习**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思想，深刻地领会这个思想，是正确地开展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和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后十条”还突出强调，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建立好农村贫下中农组织，而且规定“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
“访贫向苦，扎根串连”，建立贫下中农协会的做法，显然与对农村形势估计失当，问题性质判断失准有关。1964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会上进步对全国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全国基层有13领导权不在或不完全在我们手里。农村和城市的社教要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
这样的判断与几个月前的杭州会议时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杭州会议虽然对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形势的认识过于严峻，防止反革命复辟被突出出来，但处理干群矛盾的基调还是既依靠群众，也依靠干部。现在说有这么多地方领导权不在或不完全在我们手里，在这些地方，运动自然就不能再依靠当地干部了。以这样不切实际的估量判断作依据，运动中必然会扩大打击面，出现更大更多的偏差。后来各地的运动中都出现了不少问题。
与“四清”运动抗衡上3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在“四清”中搞秘密扎根串连，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的做法，被当成先进经验，1964年9月1日，中央发出了批发〈关于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中央所批的这个“总结”就是有名的“桃园经验”。中央的“批示”指出，“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唯依靠”“都是带有普遍性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桃园经验”的实质是把依靠群众与依靠干部完全对立起来，把广大基层干部当成了运动打击对象。
1964年10月24日，中央批转天津市委转发的陈伯达主持写出的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中央的批语指出：“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级领导人的支持。”并说，“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部分“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形式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些人”。中央要求各地，“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
1964年11月12日，中央批转了湖南省委的报告，规定“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或“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的地方，都可以由贫协取而代之，“切权力归贫协”。
1964年12月3日，中央批准湖北省委把“四清”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提法。这也是进步表明，“四清”已由解决经济问题为主，转向政治问题，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
这样步步发展下来，四清运动便出现了许多问题，基层干部被打击的面过大，有些地方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基层干部绝大多数受到严重冲击，各地都出现基层干部自杀等问题。
1964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提出纠正1964年下半年以来社教运动中工作队代替党组织，打击面过宽等偏差，要求“分为二”看基层干部，实行群众组织干部工作队三结合领导运动。
1965年1月14日党中央又发布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些问题，内容共，故简称社教“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提出纠正运动的些偏差，但未改变阶级斗争严重及基层相当部分领导权被篡夺的估计，重申这次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第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的阵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四清”运动直进行到文化大革命暴发。1966年12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肯定“四清”运动，提出要保卫四清成果，并要求把“四清”纳入“文革”中去。但当时各级党政机关在造反派的冲击下，不少陷入瘫痪半瘫痪境地，无力组织领导这场“四清”运动。城市里下来的工作队也纷纷回城，有的被本单位造反派“揪回”。“四清”虽未宣布结束，却完全停顿下来，最后不了了之。
从以上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四清”运动是“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的次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正如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定的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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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清”运动抗衡上4
昔阳县的“四清”是1964年秋后开始，直到1965年春夏间结束。
根据**中央“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那些问题最多影响很大的重要地方着手，突破点，推动全局”的指示，1964年**晋中地委确定第批先在昔阳祁县两个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晋中2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带上本县县级机关的大批干部和全部公社书记“分为二”，半到昔阳，半到祁县，开展“四清”大会战。文化部也派出300多名干部，山西省的省级机关也派出600多名干部。**晋中地委和晋中专署的几百名干部也来到昔阳。同时还从昔阳等地农村选抽了大批回乡知识青年参加了“四清”大会战。这样来，在昔阳县搞“四清”的工作队员达到4000多人。时间造成大军压境之势。昔阳共20个公社，410多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平均有10个以上工作队员。
当时，“四清”工作队的干部在“左”的方针指导下，不少人都怕犯右倾“错误”，在工作中宁“左”勿右，大搞逼供信。特别是河北省抚宁县挑园大队天津南郊区小站“四清”的经验出来以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夸大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好像农村干部中好人不多，“遍地都是蚂蚁”，到处都是阶级敌人。从而造成了对大批基层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四清”给昔阳农村造成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全县有大批干部被批斗，40多名基层干部被逼自杀。全县400多个大队中，唯顶住了“四清”运动的高压，坚持下来的只有大寨个大队。
派到大寨大队的“四清”工作队，队长是晋中地委的组织部副部长张子义，党支部书记是晋中行署文化局长刘德怀。刘是位作家，1974年我在大寨昔阳“蹲点”时，他到大寨来深入生活，修改他写的反映大寨精神的长篇小说。我们在起住了不少天，谈了当年大寨“四清”的情况。当时，大寨人对他在“四清”时的错误似乎已经谅解，待他还是很客气的。他在工作上给了我不少帮助。
据刘德怀说，工作队进了大寨后是格外谨慎，处处小心从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省委中央和**已经表扬了大寨，表扬了陈永贵。大寨已不是般的大队了。但是，既然搞“四清”，按照传统的工作方法，搞运动就必然要发动群众，造成声势，对基层干部形成较大的压力。1964年下半年的“四清”又规定工作队进村后，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工作队进了大寨当然也要这样做。有些队员不敢多接触大队干部，这就不可避免地把根“扎”到些对大队干部有意见的社员身上。听了那些“积极分子”的意见，对大寨的了解便发生了偏差，对大寨的干部生产了怀疑。当时的政治气氛很“左”，说农村13的政权不在**手里，还有个说法，越是先进的地方，问题越大。这些谬论也不可能不影响到驻大寨的某些工作队员。这样来，工作队和大寨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干部们发生了分歧，闹起了对立。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永贵给大寨的“四清”定了性：假四清，真复辟
据陈永贵1968年1月11日在大寨人紧跟**阔步前进十八年的讲话所说，大寨党支部与工作队之间的分歧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是，“1964年的大丰收引起党内小撮走资派的反对。他们在大寨搞假四清，真复辟。他们首先清我们的土地。”
其实，清理地亩的问题虽然与“四清”有定关系，但又不完全是回事。我们将在另节里专门介绍这方面的有关情况。
二是，工作队怀疑大寨卖粮数有虚假。
陈永贵说，工作队“又说：大寨卖粮多，几十户，几百亩地，年就卖给国家20多万斤粮食，定有假象。他们把粮食局的账拿来上下核算，也没有捞到稻草。于是又说我们分配上有问题，不仅没有执行政策，违反了政策，你们还要制订政策，这简直成了小中央。我们从1953年到现在是以人定分分配的。至三岁定六成，四至六岁定八成分，七岁以上算大口，分十成。他反对我们这条没有平均分配。全国各地都按人口分配粮食，我们为什么要以人定分”“我们不承认违反政策，我们是正确执行**的政策，没有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策。”“如果说按人头分配，我们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有些社员户有三四个娃娃，还有的户七八个娃娃，有的连个娃娃也没有，全家尽是大口，都是劳动力。如果这些娃娃也分十成，吃不了，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搞投机倒把破坏市场，这就对我们这样切合实际进行分配，加强了劳动力，这粮食更能促进生产，这就犯了罪不能承认这是犯罪，这是执行**的革命路线。当然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敢这样说。通过辩论，我们始终认为是对的。我们每天都同社员起劳动，难道我们不知道这强劳力要吃多少粮食，娃娃们少吃饭这条他们又没有捉住。”
与“四清”运动抗衡上5
三是，工作队认为大寨干部有乱记工分现象。
陈永贵说，工作队说“这是什么先进队，你们还不如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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