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也没有了。老百姓们使用的那些农具都是三把、五把的，也就根本架不住他们的日子。”
“嗯，我也看了这几年全县各国营企业的年度生产报表了，从这些报表中就能反映出依靠贷款发放工资的，还不仅仅是这两家企业。产品不对路，企业没活力。单凭争取的那一点技改资金，也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的。”
“对，我也这么认为。有的厂子干脆就是想把这一点技改资金作为工资，给工人们发下去，先解决眼前的这一些困境，得过且过。好几家企业现在就是资不抵债了！”
是啊，该想个什么办法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哪？吴永成皱着眉头苦苦地思索着：要不也搞个拍卖、承包？
不行，一牵涉到企业的拍卖，那就要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的这个敏感性问题，他吴永成现在的根基还不稳，再说还有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在暗处憋着心眼想对他使坏哪，他可不能授人以把柄。
要不就搞个股份制？让那些搞得好的乡镇企业注入资金搞产品转轨变型，比如说鱼湾村的那两个企业？
那也行不通！这牵涉到了两个不同性质地所有制企业之间地纠葛。和拍卖性质上也差不了多少。还是太敏感！
“吴县长，要不，咱们干脆把那几个资不抵债的企业申请破产，你看怎么样？”李永明看着吴永成一筹莫展的样子，马上给他出了一个点子：“我记得好像在前年的时候，东北一家的企业就是因为管理不善、企业效益太糟糕。连年亏损被强制破产的。这个事情《人民日报》上也曾经登过。”
破产？！吴永成地眼睛一亮：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办法？真是一时急糊涂了。
在吴永成的记忆中，国有企业终于鼓起勇气探索市场的退出机制，那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为开头的
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一九八六年八月三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宣布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
那一天，破产企业的员工们带着白花，站在厂门口为它送终。那会儿虽然是夏天，但场景一片凄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倒闭地国营企业。
企业的破产，让多年以厂为家的人，情何以堪。但是企业的生长，终究要遵循其发展规律。同年的十二月五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
《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从此，一场激活企业。并建立退出机制的企业改革驶入快车道。
连续亏损多年地沈阳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那里的七十多名职工，也随之成为新中国国有企业地第一批下岗人。
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所产生的震撼力，似一颗响雷，给落后的企业以惊醒。把一向忽视市场规律和竞争机制的国有企业。从理想带回了现实。
吴永成也知道，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于一九八六年通过。但是直到从一九九八年才开始实施。
这个破产法规定，它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也被称为国有企业破产法。但它实际上所发挥地作用，用后来一个广为流传地调侃，说得更到位一些：它是国有企业破产预防法。
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所有的破产案件，没有政府地审批，没有企业职工安置方案，法院就不得受理。
为此，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全国企业兼并破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各省也设立了相应机构，以“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实施破产案，每年的破产额度也是一定的。一九八九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仅仅为九十八件。
对于这一点，吴永成作为穿越之人，那是非常清楚中央政府之所以实行破产额度控制，也是迫不得已的。
在国有企业破产之时，除了考虑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外，银行不良贷款的损失也是直接原因之一。就因为破产企业清算中，银行的债权往往落空，银行也就不愿让企业破产。
于是，国家就从银行的坏帐准备金中，拿出一定的比例作为冲销额度，用于企业破产。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等于是中央政府拿钱，去让国有企业搞破产。
现行企业破产法的这个缺陷，很快就诞生了怪胎：各地纷纷出现了大规模的假破产：一些地方政府、法院、企业坐在一起，三堂会审，给有支付能力的企业做假破产案，进行破产宣告，然后挂上另一块牌子，借破产之机逃废银行债务。
假破产的实质是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侵害中央政府的利益，它暴露了现行破产法在法律程序等多方面的严重不足。
“对啊，咱们也可以用这一个破产的办法，使咱们县那些资不抵债、已经没有存在必要的企业退出市场呀！”想到这里，吴永成一下子兴奋了起来，激动地从办公桌后几步跨到李永明面前：“老李。你回去以后就组织人找一些资料，看看要申请破产，从法律程序上还需要那些材料，尽可能快一点拿出一个实施意见草稿，我把这个事情和岳岚书记商量、商量，如果得到县委常委会议的通过，就可以着手进行了。”
第三卷 崛起 第二百五十二章 破产兼并（下）
吴永成刚刚才和县经委的主任李永明商量了永明县一些型的国营企业兼并、破产的事情，还不等李永明把所需要的一些资料准备好，这个消息就已经在永明县的这些企业中传得满城风雨了。
“喂、喂，是县农机厂吧，我找你们的厂长老杜。我是谁？我是五金厂的王全福。你赶快让他来接电话，我有要紧事情得告诉他！老杜嘛，我是王全福，你子刚才跑到哪里去了？怎么老半天才过来接电话？什么，和你们生产科的人一起整理第二季度的生产报表？别扯球蛋了。你们农机厂几年也没有什么生产任务了，还整理什么生产报表啊！你就在我面前装吧，咱哥儿们谁还不知道个谁？”永明县五金厂的厂长王全福拿着电话筒直叫喊。
此时，王全福的心情那是相当的不痛快。
“我老王，你有事没有？没有事情我可挂了。我还正准备到经委去找一找李主任哪！他昨天不是去找吴县长了吗？我想问一问，到底我们农机厂的技改项目资金，安排在什么时间呀？咱不能光看着别人大块吃肉、连喝点肉汤的份儿也没有啊！县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企业大也轮不到咱们来安排呀，要是能依了我的想法，我还想到地区肉食加工厂去当厂长哪！人家那里可是正县团级待遇。那像咱们这两个厂子，人少不，连个副科级待遇县里也不给。老王，你也不是咱们不想到酒厂、水泥厂那些个大厂去不是？！只不过就是运气不球行罢了，他酒厂的王建业，还是一个初中刚刚毕业的以工代干呢！”农机厂的厂长杜永宏在电话中满口的怨气。在全县的国有企业中，也就是他们这个厂和县五金厂规模最了。所以他得把这个同盟军死死地拉住。
电话那边地王全福没好气地呛了他几句：“你还想喝肉汤？我看你就是喝西北风的命！老杜呀，你也别去经委找那个李永明了。就是那子昨天到吴县长那里把咱们给卖了。我刚刚从经委回来，就着急着给你报个信，人家想让咱们这两个企业破产哪！你还想喝肉汤？过几天，你就是想喝西北风，那也得自己跑到大街上张开大嘴亲自去灌了。”
“老王。你是不是还没有睡醒？！大清早的，什么胡话呀？！破产？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又不是资本家开的厂子，只要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着，咱们的厂子就倒不了！还破产哪？你是不是又从哪里听到地这马路消息、自己吓唬自己哪！”对于王全福的话。打死杜永宏他也是不会相信的。
王全福脸色铁青帝在电话里大叫着：“驴日的才哄你哪！我告诉你吧，县经委的办公室主任刘永强你该认识吧？那是我老婆地娘家侄儿，就是他今天早晨悄悄告诉我的。他还，从昨天晚上开始，李永明就让他连夜加班找这一方面的资料了。你记得不记得前年的时候，东北那里有一个防爆厂被宣布破产的事情？报纸上登过的！刘永强给我，这还是李永明亲自给他的，这个主意还是他给吴县长出的哪！”
看来这事有可能是真的了，刘永强和王全福之间的关系，杜永宏那是知道地非常清楚的。按理。要是没有影子的事情，就是借给刘永强两个胆子，他也不敢出来瞎地。更何况。王全福还是他的姑父哪！
“那啥，老王。你现在在哪里？就在你们地五金厂？！好，你等着我，我马上就过去，咱们商量、商量，看这会儿咱们应该怎么办？”杜永宏这会儿可是真的着急了。头上马上就渗出一层冷汗来。
这可不是事情。虽然这几年农机厂一直没有任何生产任务，可厂子空了。可每个月的工资还能从银行贷款发放，就是厂子里的日常开支，那也和以前差不了多少；他杜永宏个人呢，头上还是照样顶着一个厂长的头衔，熟悉地人们大街上见了，都会笑吟吟地打个招呼：“杜厂长，你这是到哪里去呀？吃饭了吗？”
要是厂子真的倒闭、破产了，别人们见了他该如何称呼了，就是自己以后地生活保障，也难以得到维持了。你他能不着急吗？
这真的好比是一声晴天霹雳，“喀嚓”一下子就突然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能咋办呀？凉拌吧！我就不信你胳膊嫩腿的，还能抗得住人家县里的决定？”王全福心灰意冷地：“这一次要挨刀子的，还不止是2两家，我还听刘永强，县里的饮料厂、食品罐头厂也和咱们差不多。”
“喂、喂、喂，你是，饮料厂和罐头厂也要被宣布破产？你听到还有那些企业这次要破产？”杜永宏心里隐隐约约觉得有了一线希望：只要破产的企业多了，那县里的这次改革估计就难以进行了。
俗话：“法不责众”，要是真的大多数的国营企业都被扔上了这块破产的案板上，别有损县里的声誉了，就是地区和省里面的领导们那也是不会同意的：破产就破产，那可是国家的企业，你以为是你家自己开的？！
“他们那两个厂倒不是破产，不过，性质和咱们也差不多，好像是要合并哪！至于怎么合并，好像县里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方案来，这会儿也只是先让经委搞一个实施意见。”
“那就好。这就有了缓冲的余地了。这样吧，老王，你在你们厂别动，我马上联系饮料厂的吴建强和罐头厂的高鑫春，咱们几个人一块商议、商议，看应该怎么办。咱不能等人家把刀子架到了咱的脖子上，也就这样死挺挺的等死吧！”
就在杜永宏、王全福他们几个背后联合起来商量该怎么应对这次的企业破产、兼并时，吴永成却还蒙在鼓里，他还不知道刚刚一夜的工夫。他和李永明商议的事情，就已经遭到了下面地企业的抵触了。
今天上午一大早，吴永成和县委书记岳岚打了个招呼以后，就带着政府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牛德望、政府办的主任王平一行三人，到开府镇下乡去了。
自从岳岚书记带着胡云珍等人南方开会、考察归来以后，县委、县政府专门组织了一次南方考察汇报。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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