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坐在能遮挡阳光的轿子里，过高的气温使我手背上的皮都爆裂了。 傍晚时分，我到达属于佛教的华荫庵。从它的建筑来判断，从前它定是非常繁华的，但它的好时光如今去不复返了。在这里我住了夜，睡觉时枕的是截子木头。我没能见到庵里的住持，因为他和手下的和尚被地方上的长官带走了，他们被指控吸食鸦片。庵里的佛教经典无人照料，布满了灰尘，有的还老鼠咬过。莲华经除外，它比较受人们关注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泰清宫
12泰清宫 第二天，我踏着粗糙不平的布满石块的小径，我来到泰清宫。道长没有外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翻译了西游记，希望在出版之前，看看崂山的道观。他把我领进所很静谧的院子，给我看间装满了道教书籍的小研究室，我发现那对我非常有参考价值。关于革命关于宗教和教育，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所有的题目上，他的观点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他相信，和尚和道士实行的独身生活道家教规要求道士独身是不应该继续坚持的，并且他们应该被授以关于世界各种宗教的知识。 这所道观包括大约十二个院子，每个院子里都有道士们住的房子。全观里大约有百多名道士和劳工。后者负责道观所属土地的耕种。大概五六里之外贫瘠的山地里，有个村子。很难说清楚村民们是如何谋生的，因为他们看起来没有点可耕种的土地。每天再落潮时，就会有很多妇女和儿童经过道观的大门到海边去拣拾鸟蛤海螺和其它贝类。也有些人会到道观里去，弄碗小米粥填充饥肠。当我称赞道长的仁慈时，他说：“与你在差不多四十年以前的大饥荒期间所做的相比，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这里有位老道士，那时他就在青州府，把你在青州赈灾的情况都告诉我们了。与我们的邻居相比，我们观富裕些，如果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的心肠就未免太硬了”。 13乘木排返回青岛 在获得了需要的所有信息后，我打听回青岛的最快的路线，因为我不想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再来次艰难跋涉。道长告诉我，经常有些运载山草和原木的木排穿越海湾去青岛。天早上，我们起去了港口，发现当天下午两点正好有只木排要趁潮到青岛去。道长替我安排，让他们捎上我。吃过午饭后，厨师又给我准备了些新蒸的馒头，让我路上吃，然后我们便动身去港口。六七位老道长陪同我走下山，热情友好地与我道别。木排上装载着大堆原木和山草，有二十到三十英尺高。先用梯子爬了段，然后拽着根绳子，我爬到了，胆敢踏进湖南省步的那个外国人将被处死，尸体被切成碎片，分而食之。十九世纪，长江流域爆发了多起排外的暴乱，他的作品对此是大有干系的。然而，由于广学会的作品在官员之间的传播，这种敌意逐渐消除了。1896年，广学会最著名的作者被长沙所由改革者开办的学院邀去给学生做讲座。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湖南起到了个带头作用。1898年被处死的维新派中，就有个是湖南人；其余四个改革领袖是由湖南巡抚推荐给皇帝的。由于这次过错，他被革职，终身不得起用。另位改革者——湖南学政——也被降职，终生不得升迁。对改革派的同情唤起了对外国人的好感，传教工作在1897年得以展开。1901年，有了第所由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教堂和医院；同时，些著名的中国家族，比如曾家和聂家，近二百五十年来直保持着安富尊荣的地位，他们的某些成员转化成了基督徒，并在当地的基督教教务工作中发挥着带头作用。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1914年长沙之行
151914年长沙之行 这次去长沙的主要目的是为联合福音会的杜波斯博士开办的新教堂捧场。我是在1914年的6月到达的。当时长沙和湖南的其它些城市正遭受了可怕的水灾，而在我登陆的那带，受灾的严重程度是我以前曾未遇到过的：通向城门的街道被淹在了三英尺深的水下；男人们在水里跋涉，沿着街道推着小船前行；商行和店铺的底层都被淹没了，人们都生活在较高的楼层上——妇女和儿童从那儿向下张望，看下面的苦力和行人扛着或背着包裹，艰难地行走。第个五十码，我们坐在船里，随后乘了辆人力车，水把车轮子都漫过了。后来到城里时，我乘了顶轿子。当我离开长沙时，水涨得更高了，以至于乘船从城门里经过时，能用手摸到城门洞的顶部。这是次五十年遇的大洪水。 那天晚上，在邀请来同我见面的人中，有几个有意思的人物。其中有聂先生，是著名将军曾国藩的外孙；还有卫斯理会的华伦先生。聂先生的父亲曾经做过上海道台，后又升为浙江巡抚见第九章。 湖南都督姓谭，统治着大约200万人口。他的哥哥是北京政府的学部大臣教育总长。在长沙的第二天，我拜访了都督内务部长和教育部长，也拜访了不同差会——如卫理斯会耶鲁大学会中国内地会和美国教会差会——的传教士领袖，他们都很诚恳热情。 16会见佛教徒 有天，长沙最大的寺庙里的方丈另外还有几个和尚及俗家人，拜访了我。我提醒他们注意以前大家所犯的错误：基督徒诋毁虔诚的非基督徒，反过来，非基督徒又诋毁基督徒。但那些对双方的经典都熟悉的人认识到了，双方所信持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我说完后，位中国律师以佛教徒的名义，感谢我把他们的两部经典译成了英语从而有助于消除双方的误解。他的滔滔雄辩富有说服力。 在我离开长沙之前，那位方丈邀请我去他的寺院里看看。会见时在座的有位姓吴的先生。他是位翰林，曾是1895－98年间的强学会的成员，因而对我有所了解。革命期间，他做了贵州省的都督。他精通佛教经典。在讨论金刚经时，我问他们如何看待第六章里的预言见本书第十章，他和另外几位和尚都确认我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我向方丈及和尚们呼吁，要重新理解这个预言的意义，为了宗教在中国的复兴相互协作。 17教育工作者会议 6月17日，教育部长各个国立学院的校长还有几位编辑，都来到了教堂里。与会的有五百多人，都是高智商的。看到眼前这么多的面孔，我感到非常高兴。聂先生也出席了。他张贴出了首赞美诗，并主持祈祷。赞美诗和主祷文字体很大，以便听众能看清楚，跟上祈祷的节奏。我以赞美诗和主祷文的主旨作为发言的题目：你的天国将降临。 在演讲中，我不失时机地指出，十六年前的维新变法派所追求的目标，同现在那些最优秀的人物所持有的理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尽管他们学习世界上进步国家的优秀文化的愿望是高尚的。当今的有志之士追求的不是增加军备相互争战，而是促成先进民族的联合，建立个全世界的中央政府。接着，我对这五百个教育工作者指出，只有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学校和学院开展这方面的教育，这个理想才有可能实现。我号召他们，如果相信这是为人类的大多数的利益所做的最好的件事，作为教育者应当站出来，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令我异常高兴的是，听到这里，大家全都站了起来，这表明，对于成立个世界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他们致表示赞赏。两个月后，世界大战在欧洲宣布开战。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其它会议
18其它会议 另天，教堂里挤满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和儿童，自都督夫人以下有千多人。演讲中，我谈到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所作的伟大工作，那就是帮助亿万中国妇女从缠足的残忍习俗中解放出来。我请求他们，要发誓制止这种风俗。我告诉他们有本妇女杂志，怀特女士主编，广学会出版，为的是中国妇女的启蒙。 在另个演讲会上，我的听众有牧师福音传播者妇女读经班成员学校的校长等，共六百多人。我讲到了完美的教育的四个要素，即横竖博专横向比较研究，了解东西方各国的宗教的教义；竖向历史考察，既了解过去也了解现在；知识面广阔，对宇宙人生能有些基本的了解；专门研究，作为专家能掌握某些课题。 大会结束时，曾国藩的个孙子，聂先生的表弟，大约三十岁左右年纪，走进了会客室。会客室里有五十多人。他跟大家聊了起来，对我讲话中的观点作了详细阐发。他是个诚实的基督徒，也是独立教会的负责人。 还有次值得提的经历是长沙教育协会为我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员中有个电学权威，曾跟着端方派出的使团周游全世界。其间，我谈到了七十年来中国所遭受的两次巨大的厄运——太平天国叛乱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它们导致了可怕的苦难和生命损失。在中国，建立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根治混乱无序的唯药方。这对于这个充斥了邪恶的争战不休的世界也是适用的：只有个强大的世界中央政府，才能保障人类的和平。在招待会结束时，聂先生的表弟对我的讲话作了个很好的总结。 在我这次长沙之行中，最不同寻常的经验是，为我的到来致欢迎辞的，是近两百年来最荣耀的两个中国人的孙子；而正是他们，指出我在中国所做过的切，与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力量源泉——所做的没什么不同。在湖南所发生的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多么美妙多么令人欣慰呀！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第二次婚姻
19第二次婚姻 1914年8月，在过了十年的鳏居生活之后，我又次幸福地结婚了。妻子叫艾瑟尔·川博，是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出身于布里斯托个著名的非国教信仰者家庭，曾经作为名自费的医生传教士为伦敦会在厦门和上海工作了二十年。 20爪哇之行 1914年12月，我和妻子离开上海，对爪哇作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目的是了解荷属东印度群岛基督教传教工作的详细情况。 我发现，八种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岛屿上打下了印记：土著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葡萄牙文明荷兰文明法国文明英国文明和中国文明。 土著文明的遗留在婆罗洲岛和西里伯岛的部分地区仍然可见，如猎头风俗土地公有制等。任何人都可以在未被占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并在离开之前宣布那土地为自己所有，离开时再把它归还给当地的永久居民。 21印度文明的影响 爪哇的土地非常肥沃。来自印度东部的殖民者，大约有两万人，定居在那儿。他们带来了种植大米的技艺；也引进了印度教，随带着对婆罗门毗湿奴湿婆和种姓制度的信仰，并在他们的殖民中心——靠近现在的日惹——建立起了寺庙。不久，信仰佛教的印度殖民者渡海而来——他们信奉人类的兄弟之情而不是种姓等级制度，在靠近殖民中心的婆罗浮屠定居下来。这两部分印度人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当地，马来人为他们提供服务。他们把著名的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译成了卡维语，直到今天，他们的文学遗产还被爪哇人吸收进了他们的历史戏剧中。 22阿拉伯文明的影响 与征服君士坦丁堡同时，在流向东方的阿拉伯人中间，也出现了阿拉伯文明的伟大复兴。结果是，他们以刀剑相威胁，强制当地的马来人改变了信仰。以这种武力方式，他们推倒偶像，确立了穆斯林的信仰。这个运动蔓延到了爪哇。占领者让来自印度的统治者选择，是成为穆斯林继续做他们的苏丹，还是杀头。大家都选择了前者，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当地的统治者。阿拉伯人教会了马来人如何铸剑，而当地居民此前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种波状刃的短剑；他们还被教会了使用阿拉伯字母阅读古兰经。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他们走向了极端，毁掉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寺庙——因为里边都供奉着偶像。 23葡萄牙文明的影响 当葡萄牙人开始环球航行绕过好望角后，他们被教皇任命为东方的主人西方西班牙后裔的统治者。他们拥有支250艘船组成的巨大船队，这些船组成只船队从果阿出发，到达摩鹿加群岛，运回香料，获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这条海上航线他们控制了七十年，直秘而不宣。在这个时期，除了贸易外，葡萄牙人还派出传教士向当地人传播宗教教授拉丁语，并且引进铁甲衣抵御阿拉伯人的长剑。他们与土著通婚，其后代都成了基督徒。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荷兰文明的影响
24荷兰文明的影响 1660年，荷兰人发现了到香料群岛的航线，因而成为爪哇的主人。受了西班牙在美洲还有欧洲其他国家在另外的地方建立殖民地的启发，他们认识到殖民地能够增加宗主国的财富。荷兰总督――凡·登·波士珂在12年中从爪哇运到荷兰的巨额财富有2,000,000,000弗洛令折合166,000,000英镑，他认为自己实施的是项不起的政策。但是，些开明的政界人士后来意识到这种政策使他们杀死了能下金蛋的鹅，因而在对待土著居民的问题上，他们采纳了更人性的方式。他们传播清教徒的教义，尽管使用的仍然是拉丁语。结果是，西里伯岛上的米那都和其它地方的民众都成了基督徒。 拿破仑战争期间，不仅荷兰本身而且它的殖民地度沦入法国人的控制之下。期间丹德尔元帅——爪哇的拿破仑，修建了横贯东西的公路。 而后，印度总督带兵侵入了爪哇——他把爪哇看作法国的属地。1811年，斯坦福·芮佛成了这个岛子上的总督。他是个很杰出的人，在爪哇再次沦入荷兰人之手前他所统治的那很短的时间里，他采取了很多对当地人大有益处的改革措施。 25中国文明的影响 从爪哇被欧洲人占领之日起，就有很多中国人在那儿定居。凭着他们比土著更先进的技能，他们在任何所居住之处，都把当地的主要生意控制在自己手里。在1895年开始酝酿并持续到1911年的中国革命期间，在东印度群岛，掀起了场新的运动，这就是爪哇的主要城市里的华人学校开始教授官话，目的是加强富裕侨民与新中国之间的联系。目前，在各个不同的城市里，总共开办了百余所这样的学校，其中有些我在旅游期间曾去参观过。这些学校的建立者也是校董会秘书，是个中国人——李蒙博士。 在中国人当中迅速发展的这种推广官话运动，开始引起了荷兰殖民地当局的警觉，他们担心这会在爪哇引起马蚤乱，像以前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但跟运动的领导者接触过以后，荷兰人开办了些荷语汉语双语学校，将其中最好的学生送到荷兰，完成学业。出于同样的目的，也开办了些同时教授荷语和爪哇语的学校。现在的荷兰殖民地当局十分注意保护古代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曾部分地遭到阿拉伯人的毁坏。其中最宏伟的古迹是布隆巴德的寺庙，它那满是雕塑的长廊如果连接起来，长度接近三英里。 荷兰人采取的另个措施，是尝试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就它的植物园而言——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为谋求发展，它试验种植新的作物：除茶叶外，还种植咖啡树金鸡纳树橡胶，以及其它引进作物。至于交通和通讯，则在不同的岛屿间建立了固定的服务体系。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早期的主张
1早期的主张 很多年以来，我就对各种各样促进和平的方案很感兴趣。甚至最早上推到1879年，我就在自己的个笔记本里草拟了个建立世界联合体的方案。但是，直到1895年，我才第次把这种想法向政府的高官们提出来。在同张荫桓的次会见时——他当时是派往日本的和谈代表，后来因为同情1898年的变法维新派而被流放，在向他提出的众多意见中，我建议中国寻求与其它大国联合建立个世界性的仲裁法庭，以求终结国际战争和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 2王子们的和平联盟 我第二次与和平运动发生联系是在1897年返回中国之前。我写了本小册子，名字叫王子们的和平联盟。我的结论是：现在掌权的统治者义无反顾地推行他们既定的政策路线。我希望这种新的理念能相对容易地在年轻王子们心中扎下根来，为的是在将来他们掌握了权力后，能够对和平事业有所助益。于是，我把小册子寄给了欧洲每个有继承权的王子。威尔士王子作出了回应，给我寄来了封他亲笔签名的回信。他登基后，被称为“和平缔造者爱德华”。看到这个结果的人会感到欣慰。 3人类议会 出席1900年纽约全球基督教大会后，我去了波斯顿，应邀为“二十世纪俱乐部”作了场报告。随后，又以“人类议会”为题目，在个小范围内为经过选择的少数听众作了次演讲。我的个朋友，哈佛大学的艾黎教授——他同帕特里克·盖兹爵士起，组织了国际科学促进会美国分会——敦促我和他起去巴黎，由我自己把这个问题向那些已经对国际组织感兴趣的人提出来。我提醒人们关注，由于政治和工业中存在的危险，所有的国家都不安定，这导致了军备的扩张和劳工问题的增加。因而，我建议成立个属于全人类的议会，所有的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措施，通过法律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采取主动手段，保障对自然增长的人口的供应；同时制定个渐进的教育体系。我还把这次讲演的讲稿分别寄给了华盛顿纽约和波斯顿的各界领袖。 4对河野公爵的建议 1903年，我对日本作了次短期访问。期间我拜会了河野公爵。会谈时，我向他提出了由十个先进国家建立联盟的问题。根据我的看法，如果十个强国同意联合起来，保护世界的和平，任何国家，倘若侵犯其它国家，或谋求牺牲弱小国家扩张自己，都会受到抑制，或受到联盟的武装部队的惩罚。这样，久而久之，各国就会削减军备。最后，将只保留联盟的海陆军，因为那是维持世界秩序所必须的。河野公爵认为，在列强做好采取联合行动的准备之前，还有段长长的路要走。 5庆亲王 1904年5月，为了推动清廷采取某些改革措施，也为了就成立十国联盟问题试探下中国政府的态度，我专门去了趟北京。那桐那时既是外务部的部长又是户部尚书。5月7日，我为了这个问题特地拜访了他。当时，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中，中国存在着丧权失地的危险。如果中国加入十个主要国家组成的联盟，她的权益将会得到保护。5月14日，我把自己的方案汇报给外务部两位领班大臣，十多位秘书像群老鼠样侧耳倾听，直到结束。那两位大臣对我所讲的切表示由衷赞赏，但他们担心这个方案对中国来说过于庞大了，难以付诸实施。他们希望能确认其它国家对建立这样个联盟的意愿。考虑到不论什么决定，最后都是庆亲王说了算，他们建议我单独同庆亲王谈谈。我还拿这个方案征求吴廷芳和孙家鼐的意见。孙家鼐评论说，沙皇也建议削减军备，但那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包含在这个方案中的互惠原则得到贯彻。 5月22日，正是圣灵降临节，我去颐和园拜访庆亲王。点钟后，我小睡了会，想了想会见时应讲的话。郊外田野里的风光很美。路上的交通却很繁忙。这方面是因为宫廷在颐和园；另方面是因为它通向妙峰山，很多人去那儿上香礼佛。 我问亲王，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对下场对外战争。这个问题使他警觉起来，回答说，他希望不会再有场同外国人之间的战争。我的回答是，要避免战争，善良的愿望并不能取代见诸实际的措施。于是，我把由主要国家建立联盟的计划方案摆在了他的面前。 他非常专注地听我把话讲完。最后，他说，这个方案看起来非常不错，但是，他希望首先要确定其它国家会不会接受它，以免贫弱的中国在第个提出这项建议时，会遭到冷漠的拒绝。这个回答使我感到，我的拜访并不是毫无成效。 第二天，我起草了份电报稿，打算通过中国外务部——如果他们认为合适的话——发给在海牙召开的国际仲裁大会的主席，主题就是召集次会议，由十个愿意联盟愿意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国家派代表参加。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6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此后不久，日本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侯爵访问上海时，派他的秘书来看我，就有关中国的某些问题向我请教。利用这个机会，我问这位秘书，侯爵是如何看待军国主义的；同时，我还大体介绍了向庆亲王建议的成立国际联盟的方案。秘书回答说，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老百姓的纳税负担增加了不少，侯爵对此深表关切。因此他觉得，侯爵会很高兴地赞同这样个能够结束可怕的战争的方案。然而，他又加上句，说这些话都是私下跟我个人讲的，在与俄国之间的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不宜向社会公开。我回答说，只管放心好了，在战争结束之前，我是不会发表他的观点的。 7土耳其王子 这个方案在远东两个最伟大的国家获得了认同。我决定把这个方案提交欧美和平协会，于是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登上德国的邮轮后，我遇见了位土耳其王子。他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曾在英国和德国接受教育。有天，我同他讨论我的方案。刚听到的时候，他嘲笑这个想法完全没有现实可行性。“现在，每个国家都只有个想法”，他说，“就是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成为其它国家势均力敌的对手”。 当我告诉他，每个国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对更多土地的支配权。通过联盟，每个成员国都可以分享对单个国家的控制权；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任何单国家都做不到的。最后，他承认，无论是从扩大个国家的影响力所带来的益处还是从实现国际和平所带来的益处看，这都是他听说过的最好的手段。但他又评论说，要通过教育使民众认识到它的好处，还需要段漫长的时间。 船上还有位美国战地记者，斯丹利·斡侍本，他的父亲是位参议员。他很快就抓住了我这方案的所有含义，表示大力支持，并声称它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现状，给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好处。 8卢塞恩和平研讨会 1905年，当我在伦敦时，遇见了我的朋友爱德汶·米德先生。他是波斯顿二十世纪俱乐部的主席，也是1900年为我开具介绍信使我得以进入华府大门。当时他和妻子正处在前往卢塞恩参加当年举行的和平研讨会的途中，强烈要求我与他们同行。因为顺路可以去热那亚——从那儿我可以赶上前往中国的德国邮轮，我便参加了进去，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我告诉与会代表，在日俄战争期间，我拜访了庆亲王和其他些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后来又与西园寺侯爵的秘书进行过次重要的谈话。鉴于日俄双方已在普利茅斯签署了和约，我可以不受限制地把会谈的内容公之于众，于是把侯爵秘书的声明告诉大家，说侯爵本人是乐于日本加入联盟的，如果这个方案能得到实行。 在会上，当我讲到这里时，位来自敖德萨的代表举起双手，大声喊道：“这是我们学会成立以来，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于是代表们建议并致通过，吁请伯尔尼的国际事务局在下次海牙和平大会召开之前，提出这议案。 在卢塞恩停留期间，我很高兴地见到了欧洲第届和平大会的经验丰富的创立者男爵夫人封·苏特娜。 9万德尔勋爵 1906年春，珀西·邦婷爵士带我去看身为议会内和平联合会的主席的万德尔勋爵。勋爵让我看了联合会的活动记录，非常有意思。看完后，珀西先生大声说：“新闻界对这个运动毫无所知，这太奇怪了！”“不奇怪”，万德尔勋爵回答，“对和平运动，新闻界达成了种共谋，保持沉默”。 我告诉万德尔先生，中国和日本愿意加入主要国家间的联盟而卢塞恩的和平研讨会又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他极力建议我取道美国返回中国，以便将成立联盟的方案提交罗斯福总统，并向他陈述尽早召开另次海牙和平大会把这个方案付诸表决的强烈愿望。自从帮助日俄达成和解以来，罗斯福总统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因而他提议的任何措施，其它国家都会毫不猜忌地予以接受。根据万德尔勋爵的建议，我在返回中国时，取道纽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拜访罗斯福总统
10拜访罗斯福总统 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我认识了同船的巴罗达土邦的王公，同他交谈了几次。对切有益于世界和平和各民族利益的事情，他都充满了同情。 1900年4月，美国议会内联合会主席巴赛德先生给我写了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到达白宫后，我发现等着会见的人很多。我立即就被引到了总统那儿。对于成立联盟的方案，他并不是很感兴趣。在美国的各大城市里，哈德逊中将关于扩大海军的煽动宣传能影响到什么程度，我说不上来，但很清楚的是，美国的军备扩张政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罗斯福总统本人不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因而只是声称如果中国政府派出特使，到美国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他将给予认真考虑。实际上，这个答复同我在伦敦时从詹姆斯·布莱斯爵士那儿得到的答复没什么不同。 11中国政府改变态度 1906年夏，回到中国后，我去了北京，向外务部汇报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劝说他们立即派遣代表，出使英美。但外务部的领班大臣是个新人，对建立联盟的事情毫不关心，因而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尽管中国政府过于胆小怕事，没能对罗斯福总统的提议作出回应，1907年中国代表在海牙和平大会上的提的个问题，却使他从众多代表中脱颖而出。他提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得了：个国家，如果别人向他宣战，他却不打算抵抗，结果会怎样？ 12拜访伊藤博文公爵 1908年1月，我去了东京。在哈利斯主教的安排下，我在伊藤博文公爵在阿摩里的新官邸与他见了面。我对他说，这次来的目的是向他提供个方案，在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间建立联盟，希望他能感兴趣。他直听我把话讲完，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然后，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个建议，它实在太有意思了，如果我手头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资料，他很希望能得到份，好作进步研究。他对这个方案的接受，实在是件令人无比兴奋的事情。他不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只是认为实行起来比较困难。 伊藤的身材在般日本人之下，非常敦实。他讲的英语不很流利，每说句话都要考虑半天，好像要衡量每个字的分量。 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刚从国外回来时，他过于急切地要加速推进各种改革措施，结果招致了保守派的强烈仇视。有个时期，他们决定除掉他；他不得不东躲西藏，逃避他们的追杀。他逃命的故事极不寻常：他躲进家茶叶店，请求女店员把他藏起来。她移开几块地板，露出下面投放垃圾的洞口。“快躲进这个垃圾箱”，她说。当他安全地躲进去后，她把地板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把木炭火盆种盒子状的烧木炭的炉子，上面是烧水的壶移到他藏身之处的上面。追杀者进来后，发现那位女店员坐在火盆旁边——她通常坐的地方。他们问女店员，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哪里。她对他们说，欢迎他们来次彻底搜查。他们的搜查不过是白费力气，很快，他们就离开茶店，到别的地方搜寻去了。为了感谢她在危急之时出手相助，伊藤娶那个女店员做了妻子，她就是现在的伊藤公爵夫人。这就是他罗曼蒂克的婚姻故事。 在我离开之前，伊藤公爵热情友好地邀请我参观家里的个大厅。内阁经常在那里聚会，设计日本宪法的框架；就是否加入宗教自由条款，在那儿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在大乗佛教那章里，曾介绍过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此后没几天，日本和平协会的秘书鲍尔斯先生带了十余位有名望有身份的日本人来看我，其中有日本驻巴西公使帝国大学的国际法教授等。我向他们大体讲述了我在和平事业中所做过的工作。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3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910年5月，我应邀在和平协会伦敦年会上发言。同天，在伦敦市政厅，在多得数不清的听众面前，卡内基先生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和平演讲”。他讲到，塔夫特总统表示，所有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了的国际问题，都应当付诸公断；并且完全不再像迄今为止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将国家的荣誉建立在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接受了这种政策，而其它国家又跟着实行，将在实现世界和平的道路上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步。 第二天，晨报就卡内基先生和我的观点发表了篇社论，声称我已经“触探到有关和平的全部问题的根基了”。 我在这次和平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文字里： 由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在互惠互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结成联盟；把所有国际难题都提交世界联盟所组建的最高法庭，只保留支陆海军，以保障最高法庭的裁决得以执行，从而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对那些不愿意加盟的国家实行高额关税，而其它国家间则实行自由贸易。 14仲裁协定 1911年4月29日，在伦敦市政厅的次会议上，首相阿奎斯先生提议，前首相巴尔福附议，主张在英美两国间签署份仲裁协定，以保障将来两国间不发生任何战争。看起来，这似乎是向着实现全世界和平迈出了实实在在的步，而国家名誉问题，以前体现在每个国家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现在第次诉诸公断。 15欧洲大战 1907年海牙国际和平大会提出的主题，不是国际联盟的建立，而是由德国代表团提出的个抽象的学术问题：强权是否即是公理。1914年欧洲大战风烟顿起，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这意味着强权的道德属性仍然是个尚待争论的问题。 看到那么多国家实际上陷入了战争之中，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只有通过联盟，将来才能够避免战争。于是，我写了份宣传稿，题目是未来避免战争的唯确定可行的办法，把它寄给了英国美国和远东地区的些社会领袖人士。从开始写作，我就发现，国内那些具有思考能力的心灵，如盖伊特罗兹·狄更生阿克顿勋爵，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些人，都曾经深思过同样的问题。英美两国的主要期刊都曾经大力倡导确立个中央权威，认为这才是解决战争问题的唯有效的办法。 早在1870年，格兰斯通先生就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公共权力的观点，作为欧洲政治的主导性理念，获得了最尊崇的地位”。1915年9月，在都柏林的次演讲中，阿奎斯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所应追求的目标，是“公共权力的观念”。他说这话意味着，“那种取代武力取代相互角逐的野心导致的冲突取代相互联合与结盟取代脆弱的国际政治平衡的欧洲各国之间真正的伙伴关系，建立在对平等权力的认识的基础上，并且为个共同的愿望所确立所强化”。 但仅仅在欧洲各国间建立种伙伴关系，还只是种补缀性的工作。那种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的伙伴关系，还必须包括美国中国和日本，并且必须建基于把上帝作为人类事务的最高管理者的共识之上。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后记
个偶然的机会，李提摩太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立即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这首先是由于他那鲜明而丰富的人格特征：他心胸阔大而作风严谨，姿态谦卑而仪节庄重，既有无私忘我的工作热情，又有领袖群伦的个性魅力；人性的高贵和种族的偏见宗教的虔诚与世俗的卑琐先进者的洞察力和强势者的傲慢自负理想主义的天真和市侩式的精明算计唐吉诃德式个人英雄主义与仗势凌人的殖民者的蛮横，等等，这些相互矛盾的要素都统在了他那广袤而孤寂的心灵里，使他成了个值得体味的历史人物。 其次是由于他身世的独特性经历的复杂性和他所承担的历史角色的象征性。个外国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此深刻如此全面地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实在是非常罕见的。他不仅是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坐上宾殖民侵略者的经纪人维新派的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四十五年的时间里，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时而幕后，时而台前，为了上帝，为了英国资本家，有时为中国人民，有时还为清朝的皇太后陛下，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把捧场面抬轿子吹喇叭等等中国官场的传统绝技操练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椑横阖，成为清末动荡世局中的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个人的经历，几乎就是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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