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是中国小男孩。“
郭燕躲在他臂弯里嘿嘿地笑。
“别笑，”他说，“这意大利老头看了我们的货。他看得细，真细，他那双老眼肯定把毒，象老鹰的眼睛，谁也别想蒙他，什么毛病——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小毛病——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我敢说是这么回事儿！”
“他挑出毛病了吗？”
“我们的货没有毛病，这是最重要的！他看得再认真细致，也不会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不过说实话，当时我的心”砰砰“地蹦，快从嗓子眼里窜出来了。这老头可是真会抓腾人。
他抬起脸来，对我说：“very good，chinese boy！很好，中国男孩！随后，他开了这张支票。”
“他真好。”
“这不假，可是更重要的是，咱们的货好！”王起明信心十足的说，“我们的工人也都是顶呱呱的，他们的手艺几乎无懈可击。”
“我们和工人的关系很好，这确实很重要，很重要。”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关系？”
“人家说咱们从来不摆架子，所以他们干起活来很痛快。”
“我们这叫，干部和人群众打成一片；只有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够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你这话，听着耳熟得很。”
“我从小就是受这种教育，现在沾了这教育的光啦！”
两人极为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饿了。”王起明低声地提醒妻子。
“我去给你煮面条。”
“他按住了正要起身的郭燕，说：”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下餐馆。我们该去餐馆吃晚饭。”
郭燕愣住了，几乎张开了嘴，看着自己的丈夫，突然惊喜地抱住丈夫的脖子，高声叫着：“真的？走！我们这就走！”
王起明努力从她的双臂中挣脱自己，笑着说：“是，这就走。可是，我们这样光着身子，哪个餐馆也得轰我们出去啊！”
那是一家专卖川扬菜的中国餐馆。这里当然不是美国最好的中国餐馆，但是，却给他们印象最深。因为这是他们登上美国领土之后走进的第一家餐馆。
他们点要的是烤鸭和一些其它炒菜。他们吃得太香了也太快了，简直象刮过餐桌的一阵飓风。
王起明还不满足。他请老板把鸭架子熬成汤，汤里放下白菜、豆腐。“什么也没有白菜豆腐解馋！”他说。
老板告诉他们，这家餐馆历来就有“一鸭两吃”的吃法。
不一会儿，按照王起明的意思，鸭架汤端了上来。
从那以后，王起明和郭燕只要一出货，就到这家餐馆来“一鸭两吃”，并且商量生意，讨论给工人的工资份额。
这家餐馆成了他们的半个经理办公室。
如果这家餐馆的老板是细心的人，或者说，他是个喜欢评论顾客的老板，那么，他会告诉他的亲朋好友，总来“一鸭两吃”的这对来自北京的夫妇，在后来的一年里，有着很大的变化，起码是在外表上。
王起明最早来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牛仔裤，不久，那条裤子换成了西装裤，上衣是熨得平平的，而且领带越来越高级、越来越漂亮。
郭燕的服装也渐渐地起了变化，当然是朝讲究、越来越好的方向变化。不仅如此，她的脖子上、手腕上、手指上也增添了些金的或者银的首饰。再有一点也挺引人注目，就是她开始化装了，手指甲和嘴唇开始涂红，这确实使她变得更年轻更漂亮了。
当然，发生变化的不仅是这对来自北京的年轻夫妇，也包括餐馆的老板。
首先是这位餐馆老板对他们称谓的微妙变化。最先，他称他们“女士，先生，”现在则称他们“王老板，王太太”，经常要恭维一下王太太的新衣服，这都免不了要王起明多花几美元的小费。
王起明对这些服务越来越适应。话说回来，要适应这些实在不用费力。
有一回，王起明夫妇吃得耳酣脸热，十分有兴趣的时候，王起明猛地想起了什么，拉着郭燕离席，向后就走。
“上哪去？”郭燕问他。
王起明也不答话，直奔操作间。
操作间里，蒸汽弥漫。
王起明一眼就看见了洗碗池。一个中国小伙子正在低头洗碗，满头大汗，身旁是碗碟摞起来的小山。王起明看着小伙子拼命干的神色，一时竟看入了神。
郭燕当时就明白了王起明的心情，一声不吭地站在丈夫身边。
老板跟着也进了操作间。
“啊呀，王老板雅兴很高啊，”餐馆老板说，“要看看烤鸭吗？我领您去看看？”
“不，”王起明眼光没有离开那个小伙子，“我就看看这个。”
“也好也好，”老板不解其意地站在旁边“
“洗碗很辛苦，”王起明对老板说，“真的很辛苦！”
“是，是。”
“薪水比侍者低，还没有小费。”
“是，是。”
王起明指着小伙子对老板说：“小伙子很能干。”
餐馆老板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也就一路附和：“能干，能干。”
王起明看着看着，伸手摸自己的口袋，摸了这个再摸那个。
郭燕当然知道他在找什么，从自己的虎皮钱夹里取出了五美元，送到丈夫手里。
王起明接过钱走到了小伙子跟前，把钱放进小伙子围裙的口袋里。
小伙子停下手里的活儿，望着王起明，一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餐馆老板在一旁紧着教他说话：“谢谢呀，还不快谢谢王老板？”
那小伙子一抹额上的汗珠，说，“谢谢！谢谢王老板！”
王起明问：“北京来的？”
那小伙子点头。
“好好干，哥儿们，”王起明说，“将来，有出息！”
那小伙子憨憨地点头。
王起明一拍小伙的肩，转身走出了操作间。
10
一年来，王起明的生意越做越大。
他们的生产量扩大了将近一倍；他们在银行里的存款和用于生产运转的资金加在一起已达到了七位数；他们早已偿还清了阿春的借款；他们还在罗斯福路上租下了一家工厂的厂房。
新租下的厂房很宽大，放得下五、六个熨衣台。
总之，在他们手下的不单是一个小上的制衣作坊了。他们管理的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厂子，一家有模有样的企业了。
他的生意越做越火。
在王起明宽大而明亮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断。
王起明斜坐在宽宽大大的写字台角上，接一个又一个的电话。
说实话，做生意不难，设计服装也不难，可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接电话。
电话有客户打来的，有毛线厂打来的，也有律师的、工人的、银行的、会计的，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
他呢，就如同舞台上演独角戏的小丑，不停地接电话，不停地变幻着腔调和面孔，一个电话一副嘴脸，一个电话一种态度，连自己也觉得挺累。
“啊，安东尼先生啊，你好！这请你百分之百地放心，没有任何问题；在这个礼拜天以前，所有的货，全部出齐……”
“是张先生？我想告诉您，您的要求使我很不愉快。现在是什么时候，您要请假？这工作可是不等人啊，您自己还是好好掂量掂量吧！工资？可以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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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好！当然，你的毛线都是优质，我并不怀疑这个。付帐？我当然付。你是精神病啊，还是怎么的？今天付不了。下月初，咱们一言为定，做生意，你也得想想我啊……好，下月月初！再见！”
他放下电话，对郭燕说，“今天的电话我只接这些了。再来人你就说我不在。”
说完，他去了工作台。
可是，不到五分钟，郭燕又把他叫回了办公室。
这次来电话的是会计师。会计师忧郁又坚决的口吻，使得郭燕无法对他扯谎说王起明不在这里。
“让他快来听电话，”会计师的声音象是暴雨前乌云密布的天空，“不然，他将受到重大的损失。”
王起明很快被叫来了。他拿起听筒的时候还有闲心开两句玩笑。
“哈啰。”他面带笑容说，“你是不是要带了我的钱，逃到墨西哥去呀……”
但是，很快的，他脸上的笑容褪去了。
他坐桌角的半个屁股挪开了，沉沉地坐进他的椅子里。
他全神贯注地听着会计师的电话，脸上的气色变得阴沉了。
“怎么回事？”
郭燕情不自禁地问他，他摆摆手，不让她干扰自己听电话。
“你的意思是说……”
他只说了这样一句，就再也没有开口，一直脸色阴沉地听着会计师的电话，眉头越皱越紧，牙齿使劲地咬着那支笔帽。
这样，他足足听了有五分钟。最后，他说：“好，我明白了，再见！”
他放下听筒，垂着头，眼睛凝视着电话机，不说话。
“出了什么事？”郭燕争着问。
“大事。”
“什么大事？”
“钱。”
“什么？”
“我们必须……”
“必须做什么？”
“花钱！”
“花钱？”
郭燕越听越不明白。他着急地摇着他的胳膊：“告诉我，花什么钱？为什么非要花钱不可呢？”
王起明从座椅上站起来：“会计师，看了咱们的帐目。他看得十分认真。你知道，咱们现在有很多的钱，很多！”
“那又怎么样？”
“按照税务比例，我们必需在年底以前，尽快花掉6万美金。否则，这6万都要交给税务局。”
“什么？6万？”郭燕吃惊地问。“都花掉？可现在离年底已经没有几天了。”
“我知道。”
他不耐烦地说。
“为什么？”郭燕问。
王起明看了看妻子，说：“这是美国，钱多了，超过一定数额限度，就要交比例很高的税，除非你用这钱去再投资。或者……花掉！”
“这，这都是哪来的事儿啊！自己辛辛苦挣来的钱，不让存着，这是哪儿的事儿啊！”
“哪儿的事儿？美国的事儿！”
“可就这么几天，这些钱可怎么花呢？”
“这时候你也急了？平时，就是你总攒着，有钱不花，舍不得，舍不得。你看看你穿的大衣，还是从北京带来的呢！省，省！这回省出麻烦来了。”王起明埋怨她。
“别光说我呀，”郭燕说，“你自己呢，那辆老爷车都快散架了，还不舍得换呢！”
“咱们谁也别挤兑谁！都是中国人，都离不开省钱的一个‘省’字。在北京行，这地方不行，它挤着你把钱都吐出来呀！”
王起明大彻大悟地说着。
“这回行了，想开了，换，换车！买辆新车能花个一两万，换！”
“还有四万怎么花呀？”郭燕问。
“找会计师，他房地产那边有熟人，求他给咱看幢房子，帮忙把这些钱给花出去！”说着说着，他又觉着这话不象人话似的，暗自骂，“他妈的！跟犯精神病似的——花钱还得求人帮忙！这他妈的叫什么事！”
不出五天，王起明和郭燕开着新买的轿车，来到了长岛上一幢典雅的三层小楼跟前。
王起明对妻子说：“下来吧！到家了。”
他们一起下了车，刚走几步，郭燕停住不走了。
“你怎么了？不舒服？”王起明问。
“不。”郭燕抬起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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