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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勒？布雷的思想既不反对革命也不主张自由主义。他的原意是试图通过社会学上的观察来推进家庭事业。勒？布雷反对国家扩张，希望通过家庭更幸福、把幸福定义成“美德加面包”来重现公众社会的光彩。在《欧洲工人》（1877）中，他写道：“私人生活的特征烙刻在了公众生活中。家庭是国家的根本。”但是，勒？布雷是站在自由党派的对立面的。他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中私有利益的自私自利、泛滥的都市化和工业化，对“十诫”和基本道德戒律的忽略，都导致了可怕的灾难——无产阶级化。为做补救，他提出了所谓的主干家庭的复辟，主干家庭的财产只让父母选择的唯一继承人来继承（在比利牛斯山脉，这种没有分割的继承财产称作melouga；在热沃当，则是oustal）。勒？布雷对主干家庭和《民法典》所确立的将家庭财产平均分给所有孩子的家庭，以及把家庭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世袭家长手中的世袭家庭进行了对比。他坚持认为等级划分不仅仅是“自然的”，还取决于天分和功绩。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成功的家庭（4）
等级制度是平衡的一个条件。但是领导者也必须考虑和保护他们的属僚。“社会问题”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干预是赞助人没有履行他们职责的结果。家长制度和赞助提供了最好的一种社会关系，父亲自然是家庭的主人。然而勒？布雷和他的信徒埃米尔？彻松还认为家庭主妇的道德品质非常重要。在勒？布雷的专论里我们可以找到有关低层家庭里母亲的角色、责任和权力，以及有关家庭琐事的大量信息资源。
勒？布雷的思想和“社会改革”大概是19世纪最先进的思想和运动，它让家庭成为了他们理论和实践的中心。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再加上共和党派及其支持者涂尔干社会学团体的胜利，这些先进的思想变得声名狼藉。家庭是这个时期的无辜牺牲者，在这个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科学都失去了对家庭研究的兴趣。
在*主义否认私人生活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之前，社会主义者认为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所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都批判家庭，但没有人主张取消家庭。同样也几乎没有人幻想推翻家庭传统的性别角色，这是因为性别天生不平等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当时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有傅立叶、阿方丁、女权主义者克莱尔？德玛尔和19世纪4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比如西奥多？德扎米，他的《社团法规》就反对卡贝在道德及宗教方面严格的“家庭主义”。德扎米宣布“不要破碎的家庭！不要专门养育小孩的家庭！不要家庭主义！不要婚姻统治！婚姻自由！男女完全平等！离婚自由！”而卡贝抨击自愿独身主义，认为“同居和通奸”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美国的城市诺伍，卡贝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组织。卡贝发现他自己会与那些拒绝把她们的华丽衣服换成统一制服的妇女们争吵。
关于两性之间的性别角色和关系这两方面，傅立叶的激进主义是个例外，而且“绝对极端”。尽管他宣称妇女是“无产者的无产者”，但他也看到了解放妇女是进步的关键，“妇女特权的扩大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在傅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里，他提倡完全平等、角色的内部转换、选择性伙伴的完全自由、晚婚和简易离婚。他在对人口增长的担心中体现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思想，但他根本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拥护者，他倡导计划生育和流产。傅立叶在性方面的激进主义让他的信徒，包括康斯德兰特和女性追随者佐埃？加蒂？加蒙都感到害怕。佐埃？加蒂？加蒙删除了他的著作，拒绝出版最激烈的著作《新社会的爱情》。由戈丹在久塞（在恩河流域）建立的空想社会主义团体拒绝承认所谓“最重要的”美德。此外，戈丹自己的伴侣，就像其他“伟人”的妻子一样，被推到了幕后。
跟随阿方丁的圣西蒙徒，大多数的共产主义者和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例如皮埃尔？勒鲁、龚斯坦丁？皮卡秋、路易？布兰克，甚至弗洛拉？特里斯坦都赞成家庭形势现代化、包括教育平等在内的男女平等和离婚的权利。但在他们的眼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仍是核心家庭的基础。核心家庭是指由强大的感情联系结合在一起，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1840年以后，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包括那些在1848年认为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女权主义者）都接受了这些中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与他们要求的公民平等相适应，能给他们的活动提供实质性的机会。乔治？桑德，尽管其个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她坚定不移地支持家庭，她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成功的家庭（5）
最后，还有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传统主义者，他们包括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以及莱蒙内斯和普鲁东的信徒。这群人认为男女不平等是自然的、不可根除的；妇女必须顺从，只有顺从才有自由；婚姻，作为秩序和道德的守护者，要实行家长制管理，是不可分拆的。特别是普鲁东一直宣称有活力的纪律、凌驾于声色之上的纯洁和高于享乐的工作是卓绝的、有创造性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婚姻家庭是私人组织生活的元素，所以他们希望婚姻家庭能够吞噬公有社会，彻底消灭国家。
从傅立叶到普鲁东，很显然都没有向更大的自由发展的趋势。很显然，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应付两种要求：一种是周围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它批判无产者的“野蛮”，迫使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家接受他们体面的、傲慢的社会地位；另一种是他们的工人阶级和民众，对他们而言，家庭经济和家庭伦理是阶级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者自己关于社会变化的观点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前半个世纪，社会主义者相信实际的、斩草除根的革命。道德高尚的团体——公社，以家庭为基础的劳动团体——将会建立一个小型的利他的企业模型以供其他人仿效。被卢梭称之为透明的东西所带来的殷望，升级了阿方丁与一些坚持认为私生活权利能保证妇女尊严的女性圣西蒙徒之间关于“道德的宣传”的争论。在《我的未来法律》一书中，克莱尔？德玛尔抨击一些婚姻仪式，还抨击了“可耻的法律案件的公开宣判，它使我们的法院和法庭到处充满像通奸、阳萎和*这样的字眼，还带来令人厌恶的调查和拘捕”。
布朗基主义，甚至*主义都在不同的阶段提出了抓住权力的问题。政治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它拉开了经济革命的序幕；国家的权力是紧紧地抓在统治者的手中的。在社会学分析中，生产方式取代了家庭，传统习俗被归入到上层建筑的构架中。恩格斯赞成巴霍芬，特别是摩根关于在原始的、快乐的、主张人人平等但未开化时代存在着母系制的结论。他认为母系制的废除是“女性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失败”。他认为，在恢复男女平等的条件还不成熟时，社会主义者的反抗和对生产方式控制权的争夺是必须的。妇女们被要求让她们的女权主义服从阶级斗争，性别之间的斗争被看成阶级斗争的派生物。此后，女权主义又受到谴责，被认为其大部分本质都是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误解。
*主义（和现在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把人类学排除在了“理想主义者”之外。这一结论是从*的《德国思想体系》中的明确论述和黑格尔的《权力哲学》以及*对国家与公众社会、个人与国民的二元论的否定中得出的。一份毫无作用的*主义的分析结果低估了财产、遗产和死亡的重要性。
然而，不仅是*的社会理论忽略了家庭，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也忽略了家庭。涂尔干专门从事研究普遍的社会情况，他通过忽略空间性来“彻底摧毁人类学”。同时，实证主义者的编史工作专门集中在政治和国家的建立以及把私有领域从它们的观念中排除这些方面。
即使当家庭作为一个解释概念消失在各种社会科学中时，家庭在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例如格雷维、西蒙和费里的政治思想中占据了比以往任何时刻更重要的位置。当正在思考家庭的消失时，家庭政治开始了。这是因为现在家庭的作用——所担负和指派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它本身的潜在价值。
家庭，作为公众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管理着私有利益，而这些私有利益的发展是国家权力和人类进步的根本。作为生产的关键，家庭保持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营着财产使之代代相传。作为可再生产的组织，家庭生育孩子并承担他们早期社会化教育的责任。作为种族的守护者，家庭有责任保持他们种族的纯洁和健康。作为国家意识的熔炉，家庭要反复灌输国家建立的有象征性的意义和记忆。家庭确定了公民的权利、义务和礼仪。
特别是对共和主义者而言，“好家庭”就是国家的基础。对家庭的爱和对祖国的爱都属于同一种情感，这两种爱都是关于人类的爱。因此，国家对家庭的关注不断上升。开始，国家只是关注贫困的家庭以及家族间联系薄弱的家庭，后来，关注起了所有的家庭。不管怎样，在贯穿差不多整个19世纪的时间里，家庭的行为是独立的。在中央集权的外表下，有很多变化要归根于宗教和政治传统、社会阶级和地方差别。
家庭和财产
家庭不仅仅是个人和资产积累的一张大网，还是姓氏、血缘、物质和具有象征意义财产的继承和传递的载体。它首先是为法律所承认的一种所有值体系。
原则上，《民法典》已经废除了旧法律，不允许立遗嘱并取消长子继承权，还制定了一项男女平均分配财产的法律。通过观察，这诸多方面的变化形成了一场革命。皮埃尔？里维埃，诺曼底的“红眼睛杀亲者”；杀了他的母亲（并连带杀死了他的妹妹和弟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难道不是由于他的母亲太喜欢全权掌握家庭财产而造成的吗？这难道不是一种与诺曼底的习俗完全不一致的事态吗？这位母亲； 她不断制定合约又不断打破这些合约； 在儿子的眼中她就是一个魔鬼，也是一种威胁。
《民法典》真的如安德烈？阿诺德认为的那样制定了“资产阶级和平的章程”吗？相反地，它一直在努力去发现继承权的传统价值究竟有多强的生命力，以及父亲在继承权的父系体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还保留着多少。丈夫“独自管理集体财产”（1421），他的权力只受婚姻合约的制约，但是婚姻合约，这个有特征性的法律条文，在19世纪的时间推移中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在还经常坚持“嫁妆制度”（妇女的嫁妆以契约的形式保存，以免成为公有财产）的奥西坦尼亚也是如此。在普罗旺斯和兰乌多克以及奥西坦尼亚内地，这种淡化的趋势特别值得注意。同样的趋势在诺曼底也被提及过：在鲁昂，夏林发现，在1819～1820年间，有43％的婚姻是有合约的，在19世纪中叶这种婚姻占24％，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婚姻就仅占17％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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