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出现的不是我所期待的氢气火苗，而是声剧烈的爆炸，声音像手枪射击，烧瓶的软木塞像颗子弹穿过纸糊的天棚，消失了。马上，所有听众都站了起来，异常恐慌，并且声称他们必须走了，因为手头还有前天定下的紧急公务有待处理。我坚持让他们在离开之前，听听我对这个事故的解释。他们很不情愿地留下了。我告诉他们，在点火之前，我过于急切，没等足够的时间让烧瓶里的空气完全排出；氢气和空气混合，很容易发生爆炸，因而他们看到的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为了证明所言不虚，这次我将等到空气完全被排出来之后再点燃火柴。当我确信烧瓶里再也没有空气时，我划着了火柴，氢气像蜡烛的火苗样燃烧起来，众人惊得目瞪口呆。于是我让他们走了，不仅毫毛未损，而且心平气静。 在做关于电学的演讲时，我做了个试验，证明能量的传递。利用部维美沙斯特发电机，和个电感应线圈，我得以使至少三万伏特的电流通过我的身体。我还让电流通过手里握着的盖斯勒管，展示了次灿烂的发光现象，这比泰斯勒在欧洲所做的那轰动时的展览要早好多年。还有次，我用幻灯作演讲，以图示的方式解说新约圣经的寓言。当我把关于“不结果子的树”的寓言——其内容是位园丁祈求把不结果的树再保留年——的画面打在屏幕上时，我隐约听见位官员对另位说：“他在对我们进行说教呢！” 般来说，每次演讲以后，总有些特别有头脑的人留在后面，就我给他们讲的题目继续问这问那。但在选择听众时我不得不动点心思，以避免同时邀请不同级别的人。有次，我无意之中邀请了几位道台大约掌管三十个县和几位知府管理大约十个县的行政长官，还有几位县之长——知县。我注意到，其中有位官员，平常总是提些非常有见解的问题，那晚上却几乎没说句话。第二天见到他时，我问他头天晚上保持沉默的原因，他回答说，当着那么多长官的面，他哪敢说什么呢？从此以后，我就注意只邀请同个级别的官员前来听讲，以便他们感到轻松谐和。 在每次演讲中，我都指出上帝如何赋予了人类无限的权力，以利用自然的伟大力量，倘若对此茫然无知，则只能像劳工和奴隶那样生活。很多政府雇用的邮差，当他们携带急件，以每天二百英里的速度骑在马上长途奔驰后，经常因为疲劳过度而死去；电报却能在几分钟内将信息传遍世界各地，而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疲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研究自然中所蕴含的所有上帝的律法，以便获取上帝赐予我们的福祉——他储备了所有这些力量供我们人类使用，然后通过遵守他的精神的律法，对他给与我们的所有的爱表示感激。 从我在太原作演讲开始，就有很多官员和学生去我住处拜访我，我不得不在相邻的个街道另外租了所房子，在哪儿我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不受拜访者打扰——那些拜访者习惯于待就是几个小时。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访王知府图
4拜访王知府 有个河南人，姓王，曾做过山西省宁武府的知府，对外国的学问非常感兴趣。在太原做候补官的时候，他经常到我的住处来拜访我。补缺后没几个月，他因公务到太原来拜见巡抚，抽空来看望了我。当我问及他在自己所统辖的府里引进了什么样的改革时，他立刻变得健谈起来，描述开了他的计划，说他将建所学校，向学生教授现代科学知识。他已经举行过考试，并对最优秀的学生进行了奖励。他还说，曾经有两个人跑到他那儿去，告诉他，他们曾看到有两条龙，确确实实地，在宁武的高山顶上的云层里游动。他向那两人解释说，那只是云层里的蛇状或龙状闪电，是由电流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引起的，外国人以多种方式使用电。闪电的爆炸把水从乌云里释放出来，落到地上，就是雨。这就是被崇奉了几千年的雨神降雨的科学原因。 接着我们谈到了宗教。他告诉我说，他自己并不是个儒生，而是个道教信徒。并且说，向我这样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人，竟然像佛教徒那样相信天堂和地狱之类东西，使他感到很吃惊。 我回答他说：“你大概知道，当你去上海时，必须先坐马车到天津，然后乘轮船走海路吧？” “是的，这我很清楚”。 于是我把张约斯通出版社出版的太阳系天文图挂在书房的墙上，然后指着各个星球，问他是不是知道，依据形状的大小，每个行星的吸引力和球体表面受到的压力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要到某些星球去，会被球体表面的压力压碎。“因此，如果有天必须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体，以适应新的家园”。 “是的，我想应当如此”。 “那么，你为什么奖励你的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 “为了鼓励他们”。 “你们的监狱是否已经废弃不用了？” “没有”。 “为什么不？” “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可救药的人”。 “是这样。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关到监狱里，以防他们危害其他人。因而，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你明白奖励原则和惩罚原则是不可偏废的。也许宇宙的统治者发现了同样的必要性”。 听到这里，他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躬，说：“我明白你所说的切。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印出来，读了它以后，就不会有儒生对基督教吹毛求疵了”。 5与儒家学者同居室 当时山西省最有学问的人，曾经被选拔出来负责山西省志修订版的编纂工作，表示希望能跟我同住起，为他所住的房间付部分房租，在那儿住几年。他对耶稣会士利马窦评价很高，特别是对他写的天主实义书，更是称赞有加，认为可以与中国圣人的经书相提并论。他也非常欣赏伦敦教会的合信医生的著作。哈信医生当时住在广州，他的著作传到了这位学者手里，其中包含的大量科学知识引起了学者的兴趣。天，我请求他帮我收集些儒家的圣歌，但几个礼拜过后，他告诉我说，没找到，因为他们的诗歌表达的都是对上天庇佑之责的抱怨。当这位高级学者被派往另个地方担任行政职务后，他来向我道别。我们就宗教问题作了次长谈。谈话中间，他从桌子上拿起本经书，故意地把它扔在地上。 “在整个山西省，没有任何其他人敢这么做”他大声说：“他们对文字和印有文字的纸毕恭毕敬。而在我看来，外在形式和符号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我看重的是它们表达的意义，对它们内涵的真理深怀敬意。因此，如果你建议我接受洗礼，成为个基督徒，我的回答是，外在的仪式对我没什么意义。在头上滴几滴水或者跳进在河里洗洗后，上帝不会更加看重我。如果我确实是个虔诚的人，洗礼仪式和表面上的循规蹈矩并不能使我变得更好”。 “你说得对”我回答：“但问题不在这儿。要点在于，你是否愿意在大地上拓展上帝的天国，是否愿意帮助提升你的同胞”。 “哦！”他喊道：“在这点上我们是致的”。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会见左宗棠
6会见左宗棠 除了诸如此类对太原府的高级官员施加影响的机会外，我还得到了个难得的机会，会见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同山西巡抚曾国荃样，他也是湖南人，此前被中国政府派往伊梨，担任从沙俄手中收复失地的使命——伊梨已被俄国侵占多年了。他采用让士兵在当地垦荒种田的办法，解决了运输军粮的难题。尽管旷日持久，最后还是完成了他的使命。 收复伊梨后，他要返回北京，将从离太原府大约三十英里的个地方经过。因为他是陕西甘肃两省总督，又是伊梨的平定者，山西省自巡抚以下的高级官员都去迎接他。因为我跟太原府的官员们相处得不错，他们建议我同他们道去欢迎这位大人物。 此前我制作了幅世界历史图集。利用它，个中国人在学习半小时后，就会比最好的国务工作人员掌握更多的世界比较史学知识。我带上这个作为晋见礼。当我们到达他过夜的旅馆后，他安排中国官员起集体见面。打发他们走后，他单独会见了我。我们起谈到很晚。开始，他对我送的世界历史图解表示了兴趣，评论了番；接着他谈到了刚刚在甘肃启动的引进毛纺织机器的改革。他给我看了毛纺厂的样品——对此他自然显得很自豪，因为将机器运往内地是件很艰难的工作。当我汇报了在赈灾中的工作后，他谈到了宗教问题，说，既然传教士引导人们向善，中国政府就不应该反对，因为政府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认为在儒教与基督教之间并没有冲突。 值得提的是，后来，当他转任南京总督后，尽管在中国政府和传教士之间已经积怨多年，当美以美会的赫德先生请求购买块土地开办学校和医院时，这位总督命令当地的行政官员对南京基督教会筹建的各种机构予以关注，使之得以顺利进行。 7友好交往 这段时间里，理查德夫人经常收到城里高级官员和士绅们的夫人前往做客的邀请，其中有些人是伊斯兰教徒。这是我们与中国上层社会相互交往的开始。每当他们中间有人希望我收他们的孩子为学生时，我会问：“你们就不害怕我对他们施加影响，使他们接受西方的知识和宗教？”他们的回答是，对好的和有用的东西，他们用不着担心。有些官员，在他们离开首府前往任职地赴任时，会到我这儿来道别，感谢我曾经给予他们的富有价值的指导，并告诉我说，任何我的朋友到他们任职的地方去，只要带上我的介绍信，他们将尽力给予照顾。这并不仅仅是空口许诺。我在山西工作了八年，最后整个山西省的传教士增加到五十多名，建立了很多传教站，没有个地方发生过针对传教士的马蚤乱。 这的确是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很多有名的传教士，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和医学的，在各个不同的省府城市，同当地的督抚大员建立了个人友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8中国音乐 从儒家学者那儿，我了解到，他们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宋朝本著名的著作礼乐可以翻译为宗教仪式和音乐来阐释的。宋朝距今已经有千多年了。就是在研究儒家礼乐的音乐部分时，我接触了中国的首调唱法体系，欧洲人直很自豪地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新近发明的东西，而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了。读者若打算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可以翻翻理查德夫人1898年发表的小册子中国音乐。 与此同时，我妻子和我着手编撰套十卷本的介绍世界音乐的书。现在九卷还是手稿，其中卷在山西出版并被人们使用多年了。这些书中包括了每个国家的国歌的曲调和歌词，展示着不同民族的想象力。为了表明黑人的理念，还插入了些禧年歌者的美妙歌曲。 1882年，新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后来成为著名的总督——在山西致力于儒教复兴，建立了所新的孔子庙，庙里配备了各色各样的整套乐器，同山东——孔子的老家——的孔庙里的乐器模样。孔庙主持负责训练学生们的音乐艺术。天，我去拜访他，同他进行了次谈话。期间他发现我懂些音乐。当我问到下次他们练习时我可不可以来听下时，他说：“我们现在就排练。”很快，他召集了大约三十名秀才，开始演练。那可真是场可怜的表演：尽管乐器很多很新很漂亮，使用它们的人却不知道如何把音调调准，结果制造出来的是片恐怖的噪音，而不是音乐。 我问校长为什么不把所有乐器的音调调准。对他来说，那是门新的技艺，他说他希望马上就弄懂这种新技艺。我邀请他到我住的地方去，告诉他说我的妻子精通音乐，她能够跟他讲解下。这样，我们帮忙为山西的儒教音乐奠定了个比较好的基础。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佛教僧侣的交往
9与佛教僧侣的交往 为了理解佛教，我去所寺庙住了个月。那是当地最大的佛教寺庙，住持方丈是从外地来的，手下有百多名和尚。每天我都同他起进餐。他为人很善良，年纪六十多岁。每次吃饭之前，他都用种基督徒难以超越的热忱进行祈祷。他的祷辞包括四个字：三宝法僧意为我们生活在宝贵的“三位体”的恩泽里。 然而，和尚们的教育却是非常简单的，除了每天例行的早晚诵经，他们的学业主要就是被教以各种宗教仪式的要点。经过大约五十天的学习后，他们就会获得由方丈签发的结业证书。 10参观五台山 在山西，有座山是佛教五座圣山之，这就是五台山，在太原府北边，只有几天路程。1880年6月，我前往参观了次。山上有数不清的庙宇，其中的数千名和尚分属两大教派：是中国的普通教派，穿灰色僧服；二是穿红色法衣的西藏和蒙古教派，称喇嘛。在每年的仲夏季节，五台山都要举行次盛大的宗教集会，论重要性相当于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也是个举行大规模贸易的机会，蒙古人带着他们的小马和骡子前来进行交易。 当时五台山最重要的人物当属中央喇嘛庙的方丈。为了能见到他，我精心制作了幅很大的彩色世界地图，用汉字标出了地名。我把地图和名片同让人送给他，表示希望能见面。他定下了见面的时间，于是我们进行了次非常有意思的谈话。我向他解释了地图的含义，从上面指出不同的地区大陆和国家，并说明地图是按比多少里的比例画成的，由此可以判断个国家的相对大小。这是他看到的第幅世界地图，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立即命令上点心伺候。于是我解释说，我前来访问他的目的是为了对佛教有更多的理解，希望能允许我参观他们第二天的祈祷仪式。他很高兴地同意了。 第二天到达时，我看到寺庙内外挤满了汉人和蒙古人，很难挤出条路穿过去。当我登上通往寺庙大殿的百零八级台阶时，发现很多手持鞭子的仆人在等候我的到来。看到我，他们立即用鞭子在人群中开出条路。于是我被领进所大院子，穿过又群人，到了座平台上。那儿坐着位中国官员，是个蒙古人。他的夫人，身着红黄两色的鲜艳服装，也被邀请坐在他们中间。 在其他乐器的配合下，面巨大的鼓被敲响了，这宣布了祈祷法会的开始。僧侣们用种非常低沉的声音诵经比俄国神父的声音更有俄国韵味。接下来是场想像不到的令人吃惊的舞蹈。群男人出现了，头上带着非同寻常的面具，有老虎，也有食肉猛禽，整个集会看起来成了埃及神话中各类野兽的大荟萃。看完这种宗教舞蹈后，我又参观了汉传佛教的中心寺庙。在那儿，我在他们的祈祷仪式中见到了规模宏大的音乐合奏。切都令人肃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音乐强烈地使我回想起格列高利的圣咏和令人感动的古代教堂的颂歌。和尚们被分为两队，队在大厅通道的右边，另队在左边。队站着，双手合十抱于面前，非常和谐地咏唱四行首的宗教诗歌；另队则拜倒致敬，悄无声息。礼拜结束后，轮着他们站起来，唱第二首歌，而原来站着的则跪下去，伏地行礼。他们所唱的圣歌是那样甜美，我把其旋律记了下来，用在了以后的礼拜仪式中。下面是其中的片断：
在山西，我没有发现任何道教徒接受教育和获取圣职的地方，但1881年在北京时，我却访问过所道教的学院，那所学院是由政府资助的。我还给江西省道教的大教长写过信，向他讨要些道教现代教学的教科书，但收到的只是些护身符，人们认为那种东西像罗马教皇所赐福的十字架样，具有除魔避鬼的功效。 除了研究中国宗教翻译那些我认为对传教有帮助的外国文学作品，我还通过给官员和士绅们做演讲去农村旅行传播福音，来使工作变得多变有趣。我还筹办了所能接受六十名孤儿的学校，由我的妻子掌管，她抽空参观了当地农村中七所基础学校。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张之洞
11张之洞 从1860年大不列颠和法国占领北京开始，恭亲王——当时最有权势的人——就明白，与外国势力作对是徒劳的。但在1880年前后，涌现出了三个聪明的主张抵抗外人的少壮派。他们都是饱读经典之士，对中国往昔的荣耀念念不忘，声称中国只要去勇敢地面对，就能把傲慢无礼的外国人赶走。 其中之是张之洞。1882年，他被赐予山西巡抚的要职，这打破了京官不外派的惯例。第二个年轻有为的官员是张佩纶，驻防福州的海军舰队司令。他向上级汇报说，沿海要塞都固若金汤，但法国人的行动驳斥了这种官场套话：他们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攻克了全部堡垒。第三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但三个人最后都发现，他们所拥有的世界知识还是非常基本的不充分的。 上任山西巡抚开始，张之洞就大力采取富民措施，预防灾荒。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他发现了我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厂等方面的建议，便派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这里来，问我能不能放弃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我的回答是，尽管我理解改革的价值，但我不是个专家。中国的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引进大量各个领域的外国专家，是十分有必要的。代表们说，对此巡抚很清楚，但既然我在内心里知道怎样做对中国最为有利，巡抚大人还是希望找到些合适的人才，在我的指导下实施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对此，我回答说，不论物质上的进步多么急迫，传教士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是更重要的，我不能完全离开崇高的传教职位去从事低级世俗工作。这样，我谢绝了巡抚的好意和报酬。 因为存在着洪水淹城的危险，巡抚让我对太原周围的地形进行番勘测，为预防将来的洪水泛滥提出建议。我请斯哥菲尔德医生帮我测量地平高度和照相。我们向巡抚汇报了自己的观点。他还请我帮他考察适合开采矿山的机械，我遵命照办了。 正当巡抚下定决心进行他的改革计划时，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处理与法国之间的争端。法国人那时正在安南边境制造麻烦。 不久，他被改任湖广总督，驻武昌。他还没有忘记在山西时我给他提的建议。他建立了座钢铁厂，开始修筑铁路，开办各种工业和现代学校。这些都是我在山西时向他提议的。他又次邀请我参与他的幕府，而我又次拒绝了。我也有种感觉，在这邀请下面，仍然遗留着强烈的排外情绪，我担心那会在工作中导致过多的摩擦。在当时的官员中，他大概是唯头脑清醒办事认真的人，其他的各级官员都在酣睡，盲目自负，对民众的苦难漠不关心。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12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从开始，我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对罗马天主教表现出信任和善意，就像对待非基督徒的中国人样，尽管我认为他们的观点不正确。1873年，第次去济南时，我问烟台的位名叫安哲力尼的天主教神父，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帮他捎给省府的神父们。安哲力尼曾经在新西兰待过，英语说得很好。他托付给我个包裹。到达济南后，我将包裹送到了天主教堂。主教出门在外，神父们对我很友好，邀请我同进餐。回到烟台后，我把去拜访天主教堂的情况向安哲力尼作了汇报。三年以后，恰巧也是在烟台，我听说他病了，就去看望他，看到他正躺在床上。谈了回之后，他问我可不可以为他祈祷。这我当然很乐意去做。当我在1878年结婚时，安哲力尼不请自到，出席了我的结婚典礼。 去山西后，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巡抚建议我去与天主教的人协商，合作赈灾。那时太原府有两位主教，其中个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将近七十岁了。另位比我大几岁，是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会员，是个富有活力的人，中文名字叫恩革。开始，他极力劝我去母教堂交涉，我质问他，怎样才能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母教堂呢？这样来，我们之间开始了持续三天的争吵。他固执己见，我对他说，因为他只了解问题的个方面，所以没有站在个公正的立场上讨论问题。他用同样的方式反击我，但我向他保证说，我了解他所掌握的所有权威著作，而他，却不能获准阅读清教派的权威作品。 第天，他们最出色的当地人神父也在场，因此我们用汉语交谈，但接下来几天里，他并没有被邀请参加。我们谈论的是纽曼枢机主教的宗教经验以及两个教派之间的各种不同之处，直到彻底理解对方的立场。最后我们友好分手。 当大卫·希尔和约书亚·特纳来太原时，我曾领他们俩去拜访了主教，顺便对他通过遍及全省的神父们为我收集关于灾荒程度的证据材料表示了感谢。当我们三人散发救济金时，曾听说他以我们双方的名义在天主教堂举行祈祷大会。 当我再次来到太原府，种流言在人群中广泛散布开来，说天主教堂顶上的天使会给人带来灾祸。那是个吹喇叭的天使雕像，起着风向标的作用，面对能带来雨水的季风吹来的方向。紧接着，就有人声称，无论何时风从那个方向吹来，那个吹喇叭的天使都会把云和雨吹跑。因此，他们扬言要推倒天主教堂。巡抚巴不得激化我们和罗马天主教徒间的矛盾，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我不赞同在教堂顶上放个天使像，现在机会来了，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于是他派助手前来找我。我回复道：“告诉巡抚，那些人彻彻底底地错了。天主教堂顶上的那个天使，只不过体现着我们的圣经经文的部分内容，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他问我能否让他看看那段。我拿出本新约，把涉及到天使的那页折起来，让他拿给巡抚看看。他如释重负地走了，天主教堂也保住了。 此后，在太原府的时候，主教和我每年都要相互走访几次。在次拜访中，他告诉我他已经向他的神父们下了通知，如果我到了邻近他们教堂的任何地方，他们会邀请我在他们那里住宿，那要比旅店里干净多了。他还邀请我给他的学生们做天体学的讲座，我都照做了。 利奥十三世成为罗马教皇后，他把中华帝国划分为五个区，各有个中心，主教们可以在那里聚会商讨传教中遇到的问题。太原府作为其中个区的中心，举行了次会议，有来自山东山西甘肃和蒙古的主教参加。我被邀请参加晚宴，大家用汉语交谈，彼此都能听得懂，没有任何困难。我也被邀请参加他们的会议，由于会上不是使用汉语，在对他们的美意表示感谢后，我婉言谢绝了。他们依旧和我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多次给我们送来番茄和他们自己做的山西葡萄酒。主教来访时，常有个名叫维的意大利神父相伴，他是天主教堂的风琴演奏家。我家里有个簧风琴，当我的妻子演奏罗西尼的曲子时，维很高兴。我的夫人问主教，陕西省是不是像山东和直隶那样也有欧洲修女，但当时是没有的。他们还不敢把修女送到那么偏僻的内陆，那些中国人会想当然地散布各种谣言。还有，维神父刚刚为失去父母的些女孩办了个班，叫她们学习些最基本的书籍和缝纫，以便她们能自谋生计。我夫人建议教孤儿们学习使用缝纫机。我们为他订购了部。缝纫机如期送到了，我夫人曾到他那儿去，教女孩子们如何使用它。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山东之行
13山东之行 现在，再回到编年史顺序来叙述。1882年，我的同事，主持山东青州教堂的阿尔弗雷德·仲斯奉命回国。考虑到教堂创建不久，他请我在他回国期间代为料理。我实在不想担当这个差事，因为我想，当地的基督徒是能够培养起自立能力的，如果在段时间内放手让他们去做。然而，经不起仲斯先生和两个新到的同事的再请求，我动身了。从太原到济南的距离是二十天的路程。正值六月，是年中最热的月份。气温热得灼人，以至于有天，位马车夫喊了起来：“哎呀！天晴得像下火啊！” 路上，我不停地修订自己的中文手稿，准备到山东后出版。修订是在早晨晚上和中午喂骡子的时候进行的。在到达济南的前两天即距离青州三天的路程时，我发现自己在修订稿子时经常打迷糊。考虑到可能是因为没有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打瞌睡时我般会走段路，使自己清醒清醒，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累垮了。 14在青州患痢疾 到济南，我就把自己的几本书稿交到出版商手里。然而，天不到，我就倒下了，患的是痢疾，并且病情天比天严重起来。直到最后，我感到自己要不行了。于是，我跟远在太原的妻子写信告别，也给仲斯和我的年轻同事去了信，让他们“把我埋在青州”。 得到信息后，我们的医生克斯先生从青州府骑马奔向济南。从青州到济南是三天的路程，他用了六个小时就赶到了。刚到济南，他同样患痢疾倒下了。第二天，我的另位同事怀特赖特先生冒着酷暑奔驰六个小时到达济南，却遭遇了跟克斯先生同样的命运。克斯夫人听说他的丈夫患痢疾病倒后，从青州乘车来到济南。幸运的是，她没有患病。多亏了她的用心照料，我们三人都恢复了健康。 这里，我应当提提山东巡抚的好意。听到我们生病的消息后，他派了位官员来到我们住的旅馆，专门负责照应我们的需求，直到我们康复后才离开。我们康复后，到巡抚的官邸对他给予的关心表示感谢。他说，照顾好客人，是他的职责。在他坚持下，派了四名骑马的士兵护送我们，直到把我们送到青州。 15庆祝丰收的节日 在由济南到青州的路上，我们在个小镇上的家小旅馆里度过了个礼拜日。我问开店的老板，他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很不错。”他回答。 “你们会为此而感谢上帝吗？” “不，我们不知道怎样感谢上帝”。 “你认为，镇上的老百姓会不会愿意感谢上帝的恩惠？” “我想会的，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那好，如果你去把镇上有号召力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明天中午以前到我这里来，我将告诉他们怎样感谢上帝。但我只要年老的人来，我只跟他们讲”。 第二天中午来了大概有五六十人。我告诉他们，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来自于上帝，我们最起码应当做的，就是崇奉他，向他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泛泛地讲了些道理之后，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跪下来，我就会跪下代表他们跟上帝讲话。这样，我进行了次祈祷，而他们，像在他们习惯于崇拜的日常生活中样，非常虔诚。当我表达感激的祈祷结束后，他们请我教给他们更多些关于我们的宗教的知识。我允诺派名福音传播者带着书去指导他们。然后我们就分手了，相互承诺在为上帝服务的过程中永远保持友谊。 我们如期到达青州。在经过持续多日的会谈交接后，··仲斯离开青州，返回英国，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山东的新教堂
16山东的新教堂 在秋季里，我访问了散布在各县里的多个教堂。向他们讲道，并为他们主持圣餐仪式。要使对基督教并不很熟悉的人们不对我们的仪式产生误解，是很困难的。有个广泛传播的谣言，说我给教会的每个成员都发给了大量银子。在个基督徒调查这种流言时，个非基督徒说，他参加过我作的个演讲，曾听到我提到过分派银子的事。于是那位基督徒回答说：“啊，你不知道，牧师在讲解圣经中关于银子的寓言啊！”在那次报告中，我没有使用外国名称“塔兰特”，而是直接解释成“大堆银子”。 对我来说，在这次旅程中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从个在五年之前我只打过三四次交道的人那里，我见证了自己讲道的效果。那时，他去看我，他说希望能学习我们的教义。我让他背诵我从马太福音中选取的段落，四至五天以后，再背诵启示录开头的部分章节。 在我最后见到他的那天，我看到他满脸发光，对我喊道：“我看到他了！看到他了！我看到我们的拯救者耶稣了！” “他是什么样子？” 他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我们的主在启示录中的形象。 “他说什么来着？” “他告诉我去讲道悔过，‘因为天国就在自己手上’”。 “你 打算这么做么？” “我怎敢违背主的命令？” “那好，努力为之吧！你会在内心里体会到种以前从未体会到的欢乐。上帝的安详将与你同在”。 这件事发生在五年之前，正是我离开青州赴山西前夕。现在，在河东岸出现了五座新教堂，那都是在我离开后建成的。当我访问这些教堂时，我问它们的建造者是谁，有人回答说：“是个姓顾的。他去青州拜访你回来后，就开始在大街小巷里讲道，说：‘忏悔吧，因为天国就在你们手上’。我们都很吃惊，认为他是在鼓动场叛乱。于是我们跑回家里，关上大门，以免成为他的同谋。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与众不同。他慢慢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宣讲天国的真理和摩西的山中宝训；而我们，躲在大门内听他宣讲”。 这是他们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开始。现在，河东边已经有了五座教堂，都是他建的。这清楚地表明，生命的精神源泉不在人类的知识中，而在与上帝的交往中。 17··怀特赖特先生的业绩 这段时间里，在青州我只有三位同事：克斯夫妇和怀特赖特先生。我与后者共居室。他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总是没完没了地问些与传教有关的问题。我们常常谈到夜里两点钟。段时间之后，两人都病了，但不知道致病的原因是什么。仲斯知道我们的情况后，说：“很清楚你们两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们整个白天工作得很辛苦，晚上又谈那么多话，自然休息不足”。从此以后，怀特赖特先生和我就分开了，不再住在间房子里。作息时间正常后，我们也就恢复了健康。 后来，我离开山西不久，我那位充满工作热情的朋友怀特赖特在青州开办了家博物馆，时间是1887年。在博物馆里，他给学生们作了系列演讲报告。1904年，他去了山东省的首府济南，在那儿建立了所研究院，他自己称为“济南府研究院”，而别人则称为“教会博物馆”。它规模很大，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恐怕在全世界也首屈指。每天有四百至千人前往参观。在最后两年里，它接纳的顾客将近二百五十万人次。曾有参观者这样来评述它：“它体现了这样种努力：开启男男女女的心智，教化他们的胸怀，使他们理解宇宙的浩瀚伟大，理解人类的体性，理解他们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同国家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比例所开发利用的资源的相对程度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形象，以及理解呈现在眼前的使人类提升或退化的种种作为”。 这些讲座的价值给四川中国内地会的维尔逊先生深受启发。在十年代，他采用了同样的思路和办法。在最后几年里，即19101915年，罗伯逊教授接受基督青年会委托，以更大的规模组织了系列讲座课程，采用了科学仪器最新资料。这种方式还被推广到其他省份。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位地方行政官的纠缠
18位地方行政官的纠缠 大约在这时候，我遇上了个非常排外心地非常恶劣的官员，看起来他丝毫没有公平竞争意识，使我经受了段痛苦的煎熬。我在这个城市比较好的条街道上租了间房子，没有来自老百姓的敌对情绪的干扰，当时恰逢位青州府的官员新上任，是青州府最重要的县的知县。就在我拿到这个房子的钥匙之前，他把我找去了。这个人四十上下，来自直隶省，是个进士，非常聪明且消息灵通。泛泛谈了大约半小时后，他说他听说我租了房子，但住在那条街上的士绅们和些邻居请求他劝我放弃。他还说，他是个新来者，他不愿拒绝他们的第个要求，他求我给他个面子，解除租房的合同。 我告诉他，对于士绅们的这种态度，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整整个月的合同谈判过程中，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听我这么说，他非常激动，还是恳求我给他个面子。于是，我答道：“如果我退了这个房子，你能为我找到另外的吗？” “可是，”他答道：“你在这里很有名气，毫无疑问你会毫不费力找到你想找的房子，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如果仍然有人反对，那么该怎么办呢？”我问道。 “我会关照这件事的，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因为你已经表明，你是乐于满足民众的愿望的”。 得到这样的保证，我就回到自己的住处，把合同拿出来，交到他手里。对此，他表现得很感激。 几天以后，知县被巡抚召到了省城。在他离开的两个礼拜之内，我又在条很安静的巷子里租到了所房子。附近只有三所住宅，我的在中间。为了避免邻居的反对，我请了左邻右舍做我的中间人。根据中国习俗，在得到邻居友好的同意后，我顺理成章地拥有了这所房子的使用权。 我的些中国朋友，早就对知县表现出来的坦率感到怀疑了，督促我赶在知县回来之前搬进去。但我拒绝了：“我已经在他面前公开地放弃了第所房子，我将大大方方地搬进这所”。 又半月时，知县回来了。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我这里。这次，他对我说的是：我所租的第二所房子的主人——个寡妇——找到他，情绪很低沉，请他劝我放弃租房。我回答说，这我完全不相信，因为那位寡妇直很急切地要把房子租给我。 “但确实是”，他回答说：“她威胁说，如果你住进去，她就自杀。你是个好人，不愿造成任何人的死。况且，你的邻居们也反对。” “不可能，我已经让他们在我的合同上签过字”。 由此，我得出结论，除了知县自己，没有人反对我。 于是，他又摆出另外个理由：“如果你住进那所房子，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会把房子烧掉。” 听到这样的威胁，我十分震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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